■抗日戰場上的中國科學家

　　1937年，神州大地已處於烽煙之中，在國事蜩螗之際，女科學家們也同無數仁人志士一樣擔負起時代給予的重任，她們揮灑著科技工作者的青春，在抗戰後方開闢新的“戰場”。

　　戰火中的女科學家，有將婦嬰生命視為己命的婦産科醫師楊崇瑞，有為苦難的中國人解決溫飽問題而倒在實驗室的農學家沈驪英，有中國第一位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王琇瑛，更有巾幗不讓鬚眉的核物理學家何澤慧，將“理工救國”與“航空救國”融合併一生樂此不疲的固體力學家李敏華……這些女科學家們在戰火中，雖無法親臨戰場，但都用各自的專長救國于危難。

　　守衛新生命的人

　　楊崇瑞生於19世紀90年代的晚清民國。她目睹過新生命的誕生與凋零，這就使她下定決心終身守衛新生命，為他們的平安誕生和健康成長護航。

　　1930年5月北平市公安局保嬰事務所成立。為解決缺乳貧民訂不起牛奶，無法科學餵養嬰兒的困境，事務所配置豆乳出售，定價低廉，每磅5分，每月一元五角。這種豆乳配方就是楊崇瑞帶領的團隊所研製的。1930年代她還開辦接生員訓練班，專門培訓舊社會的接生婆，使這一古老的職業被擁有全新的科學衛生知識的婦嬰醫師所取代。

　　1937年初，楊崇瑞受聘為國際聯盟婦嬰衛生組專家，奉派考察歐亞各國婦嬰衛生狀況及助産教育。在她考察期間的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了，聽到這個消息，她萬分焦灼，急奔回國直抵武漢，在那裏參加了紅十字會醫療隊，並立即成立了國立第一助産學校分校，由江兆菊任校長，左齊任教務主任，該分校後遷到重慶歌樂山，繼續為這一地區的人民服務。

　　1938年抗日戰爭轉入持久戰，6月9日楊崇瑞輾轉經北碚至重慶，她在貴陽、重慶、成都、蘭州等地引導和組織開辦婦幼衛生機構，並兼任貴陽醫學院教授。1941年楊崇瑞在美國婦産科進修，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次年10月回國，又投入了緊張的籌劃成立西北地區婦嬰保健所的工作中去，並初次在鄉間開辦小産院。楊崇瑞將婦嬰保健當做自己的事業，在戰亂中傾其身心守護新生世界。

　　將生命定格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實驗室

　　沈驪英1897年生於浙江省烏鎮，丈夫是著名的作物遺傳育種專家沈宗翰。沈驪英早年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他們的“農學報國”理念是在科研道路上前進的動力。

　　回國後，沈驪英到浙江省建設廳農林局農藝組工作。她選集全省稻麥單穗數萬個，舉行單穗行試驗，從成千上萬的麥穗中選擇交配以找出最能適應祖國大地的小麥品種，奠定了浙江省稻麥育種基礎。

　　從1933年起，沈驪英就一直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抗戰開始後，她以妊娠之身，帶著子女三人和歷年試驗記錄、種子箱，自寧而湘而黔，輾轉數千里，抵達四川榮昌縣。其間，她堅持田間試驗和研究工作，親手作記錄，參加小麥播種和收穫，還要照顧幼兒，防空襲、躲警報。1939年，中農所將她培育的能經歷暴風雨而不倒的麥子在四川大規模推廣，這一品種即為“中農28號”。選育良種需堅毅的努力，十餘年的辛苦，她換得了九種最成功的雜交麥種，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讓貧苦的農民在戰亂的年代增加30％的收穫；她寫下了20余篇有關育種的著作，常為各國學者所引證。

　　她的日誌中寫著這樣一段：“……草草地把午飯吃了，剛上樓，忽然從樓上望見三個穿黃色制服的兵士走向吾們的棉花試驗田裏，我急忙下樓追上去阻止，走進一看，原來是縣政府訓練班員來實習，我不禁笑我的近視眼騙人……”，一位對科研充滿熱忱卻又有一股“傻勁”的中年婦女形象躍然紙上。

　　由於過度辛勞，積勞成疾，1941年10月7日，沈驪英在榮昌寶城寺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實驗室中，因突發性腦中風，倒下來後卻再沒能站起來，就這樣結束了她年僅四十四歲的生命，畫面永遠定格在她在實驗臺前工作的樣子。

　　後來，重慶的婦女界為沈驪英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由李德全主持。她認為沈驪英“不是一般著西裝、穿高跟鞋的美國留學博士，而是時常赤腳、戴箬笠在太陽熏蒸下、風雨吹打中樸樸實實腳踏實地的戰士”； 現代中國農業科學的先驅錢天鶴譽之“為農業界不可多得之科學家，其地位之高，在今日甚少有人可與之並駕齊驅。”沈驪英為戰時的國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戰士”之名實至名歸。

　　從協和護校走向華西壩

　　王琇瑛，我國第一位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一名從協和護校走出來的護理專家。她曾在《護士季報》上寫道：“國家不可一日無兵，也不可一日無護士”，這種想法使她從中學時代起就堅定了學習護理知識，成為一名真誠的愛國主義者，意圖以之為抵禦日軍的戰士、無辜遭受炮火的民眾精心護理，減少病痛。

　　她1931年從協和護校畢業，至1950年一直在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任教，培養了一大批的護士。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國內持續戰亂，協和醫院被日軍佔領，王琇瑛隨協和醫院部分師生輾轉遷往四川成都，在華西大學醫學院的協助下，開始籌備復校事宜。

　　在華西壩的校園裏，王琇瑛一面教授公共衛生護理課程，一面進行公共衛生護理的社會調查。王琇瑛等人深入彝族地區考察，看到彝族人民生活條件落後，她們到小山溝裏一同提水，教彝族姑娘洗凈臉和手。此時的王琇瑛深感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事業不是光靠宣傳就可以解決的，而戰亂中的國人無疑過著與彝族人民一樣的生活，這就更加堅定了她為事業奮鬥的決心。

　　不愛紅粧愛武裝

　　何澤慧，核物理學家。生於江蘇蘇州，籍貫山西靈石，她既有江南女子溫婉如荷花般的氣質，又有北方靈石一樣的堅強意志。加之庭的熏陶教育使得何澤慧成為一位巾幗不讓鬚眉的女子，愛國情懷讓她在戰亂年代選擇了學習機械、彈道學的人生道路。

　　1936年她為發展祖國的軍工事業赴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學校學習彈道學，師從克蘭茨教授。作為清華物理系的女生，何澤慧在2001年10月17日的訪談中提到：“葉企孫、周培源不讓我學習兵工，我到你們‘老祖宗’的老家去學習”。23歲的何澤慧已堅定了學習彈道學以對抗日軍侵略者的決心，她排除萬難終於説服了克蘭茨教授收她做學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何澤慧仍在德國進行彈道學學習，與國內親人失去聯繫，國家遭受日寇的踐踏，這一切家國苦難都使處於德國的何澤慧更加堅定了“理工救國”的初衷。1937年9月3日，她與姐姐何怡貞的通信中表明瞭她以彈道學為國效力的心跡。信中説道：“我學的彈道學，也許兵工署就要來電報請我回去服務，不是中國兵發炮發不準，放槍放不準嗎？其實只要我一算，一定百發百中！他們不早些請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還三島了。”這封通信表明瞭23歲的何澤慧學習彈道學並用之於國防的自信與豪情。

　　1940年她以精確測量子彈飛行速度在德國獲得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到德國西門子公司實習，並與拉貝成為朋友，在此期間，她是唯一一位見證了拉貝日記記錄的日軍侵略暴行的中國人。何澤慧雖無法親臨祖國抗戰的大洪流中，但仍然以自身所學，以頭腦和筆作為利器，助力中國抗戰事業。

　　第二屆航空係唯一畢業生

　　航空、機翼、固體力學、塑性力學，這些看起來都是與女性相隔甚遠的名詞，在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敏華那裏卻是相得益彰。李敏華，在抗戰年代是一個熱血青年，自從她在上海務本女中參加了一系列愛國運動便夢想著來到北京，來到清華。

　　1935年9月她考入了清華大學化學系，1937年9月轉入機械工程學系，1938年又在西南聯大工學院航空工程系三年級就讀軍事工程，並於1940年成為航空係僅有的一名畢業生。李敏華雖數次更改專業，但始終未改她“理工救國”的初心。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韆鞦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待驅逐仇寇復神京，還燕碣”，這首由馮友蘭作詞、張清常作曲的西南聯大“校歌詞”堅定了李敏華在科研道路上秉承救國、實用的理念。

　　李敏華後來曾闡述她在青年求學階段的心態：“我們都是很用功的，就是‘中興業，須人傑’這種感覺。既然沒有機會去打仗，那就刻苦唸書”，她明白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和國防的守衛都需要“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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