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版聯合集團這些年的發展可謂風生水起。它通過多元發展佈局務實推進，出版了諸如《大數據時代》、《愛哭鬼小隼》等一大批風格新穎、在市場上暢銷的精品圖書，得到社會好評和市場肯定。在推動主業規模效益穩步增長，品牌影響力擴大的同時，集團堅持以弘揚先進文化、出版精品力作為企業發展的首要責任，建立健全企業內部運作機制和管理制度，確保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雙效統一”。

　　“在實踐中我們深切體會到，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是出版本質屬性的內在要求。”浙江出版聯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童健説。在他看來，出版單位雖然都已經轉企改制，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但轉企改制並不意味著其“文化”本質屬性的改變。“出版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出版企業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守文化責任。特別是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出版企業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把意識形態屬性貫穿于産業發展中，確保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軌道上健康運營。”童健説。

　　在作為規範公司行為根本準則的公司章程中，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明確提出要“堅持正確的出版導向，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兩個效益相統一”，要“堅持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明確“集團公司歸口省委宣傳部領導和管理”，“集團公司總裁班子為集團公司經營管理執行機構，在集團公司黨委和董事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集團要求所屬出版單位制定章程時要專章列明出版行為規範。

　　在構建“雙效統一”的考核體系方面，浙江出版聯合集團的做法更值得借鑒。他們將社會效益考核結果與薪酬掛鉤，對出版單位獲得國家級獎項、完成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的，給予單項加分，對出版單位發生導向問題和嚴重編校品質差錯，在黨風廉政建設、隊伍建設方面出現嚴重問題的，給予單項扣分。去年，集團繼續加大了社會效益考核比重，對社會效益指標總加分不設上限。在完善經濟效益考核方面，在設置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總額、凈資産收益率、應收賬款週轉率等基本指標的基礎上，結合集團發展戰略規劃和企業經營目標，設立市場圖書銷售收入、新書品種、庫存週轉率和庫存年限比例等分類指標；按照分類考核原則，對由於專業分工、歷史積累等原因導致經營比較困難、收入相對偏低的出版企業，在完成集團下達的主要預算指標和重點出版任務的情況下，通過調節系數調整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準。

　　在優化選題方面，集團建立雙重三審機制：各出版社申報選題之前，必須經集團資深審讀員初審、出版管理部門負責人復審、分管副總裁終審，對存在導向問題的選題堅決予以撤銷；各出版社實行責任編輯、編輯室主任、總編輯三審制度，明確內容品質問題由社長負總責，總編輯為第二責任人。在圖書品質管理方面，建立出版社為主導的雙重編校檢查機制，對專業類出版物實行社內相關專業編輯交叉審稿，對重點圖書增加專家審稿把關環節。

　　集團還堅持做強主業，加強對重點出版物的扶持和少兒、文教、生活、經管、文學、藝術六大産品線建設，充分激發各單位積極性創造性。從2010年起，集團每年保證1000萬元以上用於重點出版物、暢銷書、“走出去”項目的開發生産，其中對重點出版物的傾斜力度不斷加大，從原來的600萬元左右提高到800萬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