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來，各界對人民幣(6.3735， 0.0000， 0.00%)加入IMF[微網志]特別取款權(SDR)貨幣籃子的呼聲很高。但美國前副國務卿、哈佛大學經濟係教授理查德 庫珀(Richard N. Cooper)對此並不樂觀。他並不認為現在人民幣具有加入SDR貨幣籃子的資格，因為人民幣上不符合“自由使用”的規定。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現有路徑，我認為人民幣在未來五年左右可實現自由使用。”庫珀説：“我認為樂觀來看，人民幣應該會在2020年獲得納入SDR的資格，也就是IMF下一次審核SDR貨幣籃子的時候。”他還認為，未來20年，美元仍舊會在國際貨幣體系內佔據主導地位。

　　今年4月，庫珀教授在哈佛大學在接受華爾街見聞副總編輯嚴婷獨家專訪時發表了上述觀點。

　　談到中國主導的亞投行(AIIB)，庫珀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但美國的態度令人失望：“我認為美國政府在亞投行這個問題上並沒有處理好，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中立偏謹慎，就我而言，我會選擇持中立偏積極的立場。”

　　庫珀教授認為，中國政府提出亞投行並不是想要與西方機構進行對抗，而是西方媒體對此過度渲染了。談到美國是否會加入，他認為，由於奧巴馬在其任期內面臨國會反對，未來兩年內美國可能不會加入亞投行。

　　理查德庫珀是哈佛大學經濟係教授，世界著名的國際經濟問題專家。他曾在美國肯尼迪政府、卡特政府和克林頓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曾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美國主管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美國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高級經濟師、美國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主席、耶魯大學教務長等多項職務，在國際經濟學術研究及經濟事務分析處理方面均取得顯著成就。

　　庫珀于1958年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碩士學位，196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從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學經濟係，學術成果豐碩，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經濟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宏觀經濟政策等。

　　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處理不當

　　嚴婷：提到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薩默斯教授曾警告稱：“過去的這個月(3月)可能會被後人視為美國喪失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角色的時刻。”你是否同意這一觀點？

　　Richard Cooper：我認為這個問題被過分渲染，就我的理解來看，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並不是反對和對抗亞投行，而只是想先知道亞投行具體是什麼。

　　中美之間、中國和西歐之間一直都存在一個問題。中國似乎很喜歡用口號，特別是四字口號。但是在中國政府提出口號後，西方世界經常很難立刻抓住口號背後的理念。例如，“新絲綢之路”雖然聽起來是個很不錯的理念，但是具體指的是什麼呢？我們只能慢慢去了解。

　　美國政府的觀點看起來似乎是反對亞投行，但事實上美國是需要更多地了解亞投行，了解中國政府想要通過亞投行實現什麼目的，亞投行是否能夠與世界銀行[微網志]和亞洲發展銀行形成競爭。因此，美國採取了一個適度謹慎的態度，而非反對的立場。

　　我喜歡亞投行這個理念。世界有很多需求，中國政府建立了龐大的外匯儲備以備不時之需。如果中國願意貢獻出一些資金，並吸收其他資金以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我認為亞投行是一個很好的理念，但是我對亞投行的目標或者説管理方式並沒有全面的了解。

　　我進出美國政府多年，所以知道政府的運作方式。我認為美國政府在亞投行這個問題上並沒有處理好，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中立偏謹慎，就我而言，我會選擇持中立偏積極的立場。

　　美國政府通常不會先喊出口號或者理念，而是會提出相對切實的行動計劃，所以在這方面就會出現理解問題。這和美國政府體制的運作方式有關，如果一個計劃需要立法或者資金的支援，那麼就需要經過國會。國會不會只給政府開個空頭支票，國會想知道計劃的具體內容。所以在政策推進方面，美國的風格與中國迥異。不過這種差異不應該阻礙全球協同，很遺憾地是，在亞投行這個事情上，因為美國的處理方式和西方媒體的渲染，全球的協同性受到了阻礙。

　　嚴婷：在您看來，在敲定更多細節前，首先獲得國際政治上的勝利和支援，這種做法是否明智？

　　Richard Cooper：首先我認為這並不是中國的意圖，而是美國當局和媒體渲染造成的意外。西方媒體喜歡把所有的國際關係看作體育競技和抗衡，而且認為總有成王敗寇。可是生活遠遠比這複雜得多。有的時候，兩者皆輸；有的是時候，兩者皆贏。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喜歡強調雙贏的局面，這也是中國一直採用的一個口號，我非常欣賞這一點。至少在我看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是無辜的，中國政府提出亞投行並不是想要進行對抗，而是西方媒體對此過度渲染了。嚴格意義上來説，這種“對抗”的説法起始於媒體對英國的批評，也就是英國在加入亞投行前未同美國當局進行磋商，媒體大肆渲染這是美國的一次重大外交失敗。

　　我沒有過多關注媒體，不過我看到的一條新聞是，英國現任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因就加入亞投行的事情含糊其辭遭到了媒體的質疑。奧斯本表示，他在華盛頓時提到過英國加入亞投行的事情，但是並沒有説他坐下來同美國當局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商討。所以我不知道事實真相如何。

　　嚴婷：英國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行動？英國改善了同中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紐帶，這樣的代價就是英美關係有些微的惡化，您認為這是正確的舉動嗎？

　　Richard Cooper：我認為這是非常明智的舉措。英國正在用各種方法拉攏中國，因為他們想要讓倫敦繼續成為世界的金融之都。這對於英國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程，特別是對奧斯本來説。首先，他們允許一家中國銀行在英國設立分行，並且享有其他外國銀行沒有的特殊優待，然後英國想要以人民幣結算，等等。英國加入亞投行只是這一全盤戰略的一部分。從好的方面來想，英國方面的考慮可能是：“我們(英國)也不知道亞投行是什麼，但是找到答案的最佳方式就是坐下來與中國討論一下。” 想法總是可以改變的，不過首先得坐下來和中國商討這一問題。對於我來説，這是非常明智的舉措。

　　嚴婷：這是否會令英美關係有所惡化？

　　Richard Cooper：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定。英美的公共關係顯然因此有所影響，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中國、美國或者英國的有意之舉。

　　未來兩年美國都不會加入亞投行

　　嚴婷：日本和美國最終是否應該加入亞投行？

　　Richard Cooper：美國執政當局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時機。若想進行資金認購，對任何一家新的銀行承諾資金都需要立法支援，但是奧巴馬面對的是一個敵對的國會。奧巴馬現在的議程排得很滿，所以在其任期內，他不太可能再要求國會幫自己一個忙(在國會看來)。國會並沒不是從長遠角度來思考美國的問題。我認為在未來兩年內美國可能不會加入亞投行。2017年選出新任總統時，就會有一個全新的總統-國會局面，屆時情況或許會有所改變。日本也會自己來決定是否加入亞投行。

　　嚴婷：因為類似原因，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仍然停滯不前。未來兩年會有什麼改變？

　　Richard Cooper：據我所知，就其本身的優缺點來看，只有少數議員反對IMF的配額和管理改革。奧巴馬想要通過IMF改革方案，但是國會想讓他為此付出代價，國會在去年要求奧巴馬對其醫改計劃進行修改，但是他不願意這麼做。這樣美國就陷入了僵局：總統和國會間的政治角力。首先要靜觀參議院的動向，如今共和黨參議院在外交事務上要比眾議院更加理智。如果參議院認為IMF改革法案是一項沒有爭議的立法，那麼否決該法案對眾議院來説會是很尷尬的。所以我認為這還是要取決於參議院，如果我是財政部長，那麼我會同參議院進行合作，找到一些必要的立法措施來支援IMF改革法案。那麼眾議院就要對否決這一法案承擔責任，目前為止還沒有議員真的投反對票。

　　嚴婷：為了讓亞投行真正起作用，並且改善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形象，您對中國有什麼建議？

　　Richard Cooper：正如我所説，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亞投行這一口號背後的具體計劃，所以我很難直接進行評論。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我還在美國國務院時，我就積極地參與到了成立亞洲開發銀行的事項中，當時也有類似的擔憂：“我們已經有了世界銀行，為何還要成立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還不夠好嗎？” 我和其他人給出的回答是：世界銀行還不夠好，不夠大。那時候，日本相對來説仍然貧窮，不過經濟增長非常迅速，南韓經濟還未開始增長。當時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以具有建設性的國際途徑處理日本的新財富，這樣一來亞洲開發銀行應運而生。儘管沒有作出書面的規定，但是我們默認亞洲開發銀行的領導人和主要出資者將會是日本人。

　　有些人質疑歐洲國家是否應該加入亞投行。如果歐洲國家願意提供一些資金，為何不可呢？實際上，這些國家承諾出資，然後亞投行進入市場，發行自由認購的債券，因而這些國家幾乎沒有花費毫釐，只用做出出資的承諾而已。在這方面，我們有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有些人會問，這些新的銀行是否會與世界銀行形成競爭，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世界有很多需求，有兩家或者更多的銀行並不是壞事。我對亞投行的態度也是如此：中國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中國有很多資金，並且願意像55年前的日本一樣出資。中國成為主導者，為何不可呢？我們應該一起打造並且利用好亞投行，這是我的看法。

　　人民幣可能要到2020年再加入SDR

　　嚴婷：今年，各界對人民幣加入IMF特別取款權(SDR)貨幣籃子的呼聲很高。您認為人民幣是否具備加入的資格？

　　Richard Cooper：我並不認為現在人民幣具有加入SDR貨幣籃子的資格。人民幣不符合“自由使用”的規定。中國當局可能也知道人民幣不能自由使用。例如，我無法自由地在中國境內投資，中國人也無法自由地在境外投資。根據這一規定，人民幣並不具有資格，我們不能因為一國意志而違反這一規定。

　　我們是否應該改變這一規定？這是一個不同的程式。並不是説所有的貨幣都應該是可兌換的，事實上在60年代末，特別提款權籃子內有16國貨幣，大多數的貨幣都是不可兌換的。即使在特別提款權貨幣減少到5種後，日元和法郎也是不可兌換的。可兌換並不是嚴格的要求。

　　對於SDR，我有一些宏大的願景。如果現在把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將會是一種倒退。特別提款權現在僅限于貨幣當局使用，但是我希望未來它能夠在私有部門得到使用，那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轉變。我不希望任何事情阻礙這一可能性的發生，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就會阻礙這一重大概念轉變的發生。這只是我個人的提議。因為如果想要讓特別提款權在私有部門得到運用，那麼特別提款權和籃內貨幣之間就需要有自由的套匯，因此貨幣的自由使用對特別提款權在私有部門的使用提供了有力支援。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現有路徑，我認為人民幣在未來五年左右可實現自由使用。我不太明白的是，中國為何選擇在這一時間點提出將人民幣納入SDR。技術層面站不住腳，所以中國應該是想要獲得一定的地位。如果只是為了獲得地位，那麼提出將人民幣納入SDR是不明智的，假若其他貨幣緊隨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那麼中國獲得的地位將會被稀釋，中國也就無法實現自身所期冀的地位。我認為樂觀來看，人民幣應該會在2020年獲得納入SDR的資格，也就是IMF下一次審核SDR貨幣籃子的時候。

　　嚴婷：在您的願景中，國際貨幣體系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會是什麼樣？

　　Richard Cooper：我認為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仍然是美元佔主導地位，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元的未來》。每20年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但是在未來20年，美元仍舊會在國際貨幣體系內佔據主導地位，因為沒人提出議案解除美元的主導地位。

　　嚴婷：全球的經濟浪潮中心已經逐漸從美國轉向中國。這也是為何去年出現了一個熱點話題，即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準，中國在去年晚些時候就已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您認為，在當代全球經濟中，市場匯率才是衡量開放經濟體相對大小的最佳尺度，購買力平價在對經濟體大小進行比較方面是一個具有誤導性的指標。您能具體闡述一下這一觀點嗎？

　　Richard Cooper：在我看來，用購買力平價來衡量GDP是一個荒謬的概念。購買力平價有很多狂熱的擁護者，如果我們想要比較生活標準，那麼我也是購買力平價的擁護者，因為對此進行價格調整是明智的。在有每人平均GDP的情況下，我們都會忍不住用每人平均GDP乘以人口總數來得到GDP，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荒謬的概念。用美國的價格乘以中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然後説這就是中國的GDP，完全是站不住腳的。中美經濟間的比較已然成為一門藝術。購買力平價存在概念上和測量上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購買力平價並沒有意義。中國的一些高級官員也反對使用購買力平價衡量GDP，我認為他們是對的。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可能並不那麼想當“世界第一”。我之前聽到一些中國高級官員在私底下這麼説過：“我們還未準備好成為世界第一”。他們的官方表態和我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購買力平價並不是我們應該過多關注的一個概念。IMF就這一結論召開了新聞發佈會，這一舉措是錯誤的，我不會建議這麼做。

　　人民幣國際化應注重順序問題

　　嚴婷：就中國本身和中美關係，您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

　　Richard Cooper：首先，我擔心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處理不當。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不完善，如果中國過早推動人民幣進入自由使用的狀態，那麼就會對銀行體系造成巨大的壓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順序問題。雖然中國能夠在明天就宣佈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但是在改變人民幣的國際角色前，中國需要同時自由化和支撐其金融體系。如果銀行面臨問題，國家機構通常會立刻干預，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説並不是難題，中國是個問題的解決者。所有的問題都是可控的，但是需要第一時間進行管理。

　　第二個問題，污染很嚴重。在首先對地方政府展開反腐運動(優先考慮)後，中國將進行反污染運動。反污染運動肯定能夠進行。我在倫敦讀書時，倫敦的空氣裏滿是煤塵。英國很嚴肅地對空氣污染問題進行了處理，把煤炭廠搬離倫敦，並且以最快速度引進天然氣，倫敦如今成為了相對清潔的城市之一。美國鋼鐵城市匹茲堡曾經也有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不過我最近到訪匹茲堡的時候，這座城市已經差不多解決了污染問題。污染問題的解決需要決心和投資，中國有能力做到這兩點。首先中國需要告訴地方政府，將優先考慮從經濟增長轉變為污染的解決。

　　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潛在問題是，一個問題可能會被處理不當，從而升級為更大的問題。兩國之間仍然缺乏互信。自由交流橋梁的搭建是避免誤解和錯誤處理關鍵資訊的關鍵。

　　嚴婷：對於美國經濟，您的擔憂是什麼？

　　Richard Cooper：在美國經濟方面，我認為聯邦體制並不是那麼的重要。美國經濟從根本上來説很堅實，經濟增速正在加快，所以對此我並沒有太過擔心，除非美國當局把經濟搞砸，當然這也是可能會發生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短期來看不用擔心。與其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不如考慮如何縮小危機帶來的影響。我看好美國的經濟，但是不看好聯邦政府。我認為在迄今為止的兩年內，美國政府並不會有很大作為。

　　全球領導人在減少金融危機影響上做得並不夠

　　嚴婷：對於減小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您認為全球領導人做的到位嗎？

　　Richard Cooper：在縮小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方面，我認為全球領導人做的還不夠。如果要應對所有的情況，一套規則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更多有活力的監管者。

　　中國的問題是影子銀行，對此中國當局提出了一套新的規則。這個問題是固有的，一套規則意味著總會有人不斷地找出方法來規避。一開始可能不太具有威脅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會越來越大。監管者需要走在前面，至少步伐要跟上當前的問題，可是美國政府的體制使得這幾乎成為不可能。

　　中國還需要注意西方銀行存在的問題，那就是“大而不倒”。隨著中國不斷完善自身的金融體制，中國應該鼓勵支援更多的專門機構，而非那些大而不精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