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即將提交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其核心內容——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將開啟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公共政策實驗，成為聯合國成立70年來全球發展與治理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國際社會對人類社會全面發展深刻認識的結果。維護和平、消除貧困、保障尊嚴是人類社會的共同願望。只有各國徹底消除戰爭的硝煙，只有全球每個角落都掃除貧困，只有不論種族和膚色的個人尊嚴都得到保障，人類社會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對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必要性沉痛反思的結果。隨著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日益嚴重，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可持續發展已經不再是一個奢華的選擇，而是我們對人類未來必須擔負的責任和義務。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對人類集體行動巨大潛力不斷發現的結果。15年前的世紀之交，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窮、饑餓、疾、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提出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今天，千年發展目標已取得很大成就，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實踐基礎。

　　但應看到，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只是走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國際社會必須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推廣新理念、形成新機制、建立新秩序，才能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貫徹落實。

　　推廣新理念——不再把世界上的國家根據意識形態、歷史糾紛或治理體系劃分為不同的派系或集團。幾年前，《紐約時報》刊登了兩位著名評論家的文章，把歐洲、日本等二戰後在美國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看成同類和可以依靠的盟友，把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看成另類而加以排斥。但是，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舞臺上日益活躍，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金磚國家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世界在2008年源於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後免於更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成為發展援助領域的新成員。南南合作激發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經濟的蓬勃發展。很明顯，只要轉變觀念、求同存異，不同國家的差異就可以變成發展的動力和創新的源泉。

　　形成新機制——鼓勵不同社會主體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全球治理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可持續發展目標涉及困擾國際社會的全球治理問題，包括全球公共産品，如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網路安全、國際金融監管等；還包括具有明顯國際外部性的各國社會、經濟和民生問題，如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饑餓問題、熱帶疾病等。而傳統的依賴政府間談判的治理機制很難解決這些難題。因為，一些公共産品屬性的複雜和不確定，決定了具有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政府從一開始就無法對一些問題形成明確一致的認識。例如，由於消除絕對貧困、消滅熱帶疾病的受益者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他國家政府對於這類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就難以達成實質性共識。而一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不僅涉及國家間的政策協調，還涉及實質性的資金分擔和責任分擔，極大增加了談判難度。因此，必須探索並形成新的治理機制，鼓勵不同社會主體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全球治理問題中積極發揮作用。例如，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讓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更多地承擔起全球性的行業標準制定工作。在科學發展領域，讓國際科學共同體通過網路合作、行動倡議等方式規範科研體系內部的行為準則。同時，對於氣候變化議題等高度複雜的治理問題，應允許多種治理機制並存。

　　建立新秩序——攜手推動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改革。應當説，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必須看到，這些國際治理體系設計從來就不是完全基於公平正義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反映，帶有深深的歷史烙印和局限性。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重大決策的通過需要至少85%的支援率，而美國持有17.67%的投票權，實際上擁有了一票否決的權力。歐洲人和美國人分別推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領導人，也是這些組織的慣例。這些明規則或暗約定反映的就是當時歐美國家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恰恰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面對今天國際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些歷史烙印和不合理的體系設計越來越落後於時代發展，這些國際治理機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越來越令人質疑，其有效性也日益削減。因此，推動改革，讓新的國際秩序更好地反映國際經濟發展現實、適應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需要，是當今時代的呼聲。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應該認識到國際經濟秩序有其內在慣性，其變革艱難複雜，需要堅韌與耐心；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需要轉變觀念、換位思考，以互相尊重與合作的態度同發展中國家攜手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改革。合理、穩定、有效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保障。

　　（薛 瀾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