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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老人追憶抗戰:爺爺救了美國飛行員

  • 發佈時間:2015-09-06 08:06:00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謝天謝地,終於找到了,這可能是我爺爺留存在世上的唯一一張照片了!”今年7月24日,在上海圖書館看著1946年6月1日《新聞報》膠片上的一張照片,70歲的薛耀忠激動得雙手顫抖,一下子跪了下來,老淚縱橫。

  薛耀忠的爺爺叫薛和尚,70年前擔任原三林鄉臨浦村保長。1945年初,薛和尚和其他三林塘、奉賢縣百姓以及新四軍戰士一起營救了一名美軍飛行員。為此,薛和尚最終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雖然當時那些村子、宅子已因為動遷而消失,但曾發生在這裡的歷史,不應煙消雲散。上海軍民舍命營救盟軍的事跡,當永遠銘記。”浦東新區文史學會會長唐國良説。

  連夜將消息報給駐紮在南匯的新四軍淞滬支隊

  1945年初,美國飛機對上海南市、浦東等地日本侵略者的機場、造船廠等軍事目標和軍工部門進行了多次轟炸、掃射。1月21日,美軍駐華第14航空隊21戰鬥機隊的26名飛行員駕駛野馬式p51型飛機,從江西贛州機場起飛,經兩個半小時飛抵上海上空,在距日軍機場大約一里地時向敵機場輪番掃射。日軍也出動了空中、地面火力進行反擊。

  美軍中尉飛行員哈羅德托勒特是參與這場戰鬥的人員之一。突然,托勒特的飛機猛地一震,冒著濃煙,斜斜地直插地面,托勒特馬上知道飛機已被日軍高射炮擊中。此時飛機油箱已經起火,托勒特的面部、手腳均已被灼傷。劇痛之下,托勒特被迫跳傘,降落在黃浦江左岸三林臨浦村附近的一塊麥田裏。

  臨浦村大絞圈宅村民薛雨亭、薛和尚、陸阿喬等人親眼目睹了這一幕,迅速趕了過去。托勒特見有中國民眾過來,趕緊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個紅色小本子,上面寫的是一些中英文對照的短句,用於在緊急時刻求救。然而,趕來的幾個農民都不識字。托勒特非常著急,不停用手比劃著求助,還夾雜著“helpme,helpme(幫助我)”等英文,薛雨亭等人不明所以。

  儘管溝通不暢,但幾個村民還是帶著托勒特離開了麥田,躲到了最近的陸阿喬家,還幫忙藏好了托勒特的降落傘。“小時候父親跟我説過這個故事。父親説,當時這個外國人身上負了傷,而且一看就不是日本人,所以救人要緊。”薛雨亭的長子、今年68歲的薛經國説。當年,薛雨亭才剛20歲出頭,如今已辭世。

  把托勒特帶進陸阿喬家裏後,薛雨亭讓托勒特穿上了自己的長衫、帽子和鞋子。不久後,日本兵就進村搜查,幾個村民無比緊張,趕緊商量對策。陸阿喬讓托勒特躺在床上,用破棉被把他蓋得嚴嚴實實,自己坐在門口失聲痛哭。日本兵過來,問陸阿喬為什麼哭?陸阿喬假裝泣不成聲:“可憐啊,兒子年紀輕輕就得了傷寒症,病得快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啊!”日本兵一聽是傳染病,誰也不肯進屋,往屋子裏張望了一下就掩鼻而去。

  日本兵一走,幾個村民就給托勒特燒了開水,還給他買了雞蛋糕。但陸阿喬家畢竟不能久留,之後薛雨亭、薛和尚等人就領著托勒特躲到了離村子兩裏地的瓜地窩棚裏,還託人找了鎮上的米行老闆吳進根──他其實是新四軍淞滬支隊的隊員。得知消息後,吳進根馬上把托勒特轉移到小圩村的岳母家,並連夜將消息報給了駐紮在南匯的新四軍淞滬支隊。

  第二天一早,淞滬支隊支隊長朱亞民派出短槍隊,趕到托勒特藏身的吳進根岳母家,乘船搖了50多裏水路,將托勒特轉移到了奉賢縣(現上海市奉賢區)的部隊駐地。

  寧死不鬆口,保護美國飛行員,保護鄉親們

  托勒特是轉移走了,但災禍降臨到了臨浦村大絞圈宅的村民們頭上。

  戰機墜毀當天,日本憲兵隊很快就趕到了現場,但沒找到瓜地裏的托勒特,大肆搜索後只發現了飛機殘骸。之後,日本兵找村民盤問,也沒有得到任何線索。事實上,擔任保長的薛和尚早就和村民打了招呼:救美國軍人的事,誰也不能對外透露。

  日本兵並不甘心。第二天,日方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員四處打聽,村民見到不熟悉的人都想方設法繞道走。第三天,日本兵見軟的不行,開始來硬的,在臨浦村村頭架起了機槍,把村裏百姓趕到一起,開始恐嚇打罵,幾個村民被倒吊在樹上反覆拷問。“父親説,當時日本鬼子砍了幾根很粗的竹子用來打人,硬生生把一根青竹打爛,打成了一絲絲竹條束。”薛雨亭的兒子薛金德説。當時,一個新郎正巧來村裏迎親,被日本兵打得癱在地上,只能坐著迎新娘的花轎回了家。

  儘管這樣,日本兵還是一無所獲。此後,日軍找了幾個會講浦東話的便衣,潛伏在村口茶館打聽消息。最終,兩個貪財的村民中了圈套,供出了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鏡如。當年1月27日,日本憲兵隊再次來到臨浦村,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鏡如。那年,薛鏡如只有14歲,如今他的兒子也已近60歲。

  在10年前的一次採訪中,薛鏡如曾講述過那段經歷。那天清晨,日本兵就把他和大伯薛和尚帶走上了汽艇,目的地是位於東昌路的日本憲兵隊隊部。“大伯一聽要去東昌路,臉色鐵青,一路上連話也不説。”

  當天下午到了憲兵隊,年紀尚幼的薛鏡如被扔在了牢房,薛和尚被帶走。到了晚上,薛鏡如迷迷糊糊間聽到牢房門有聲響,急忙衝過去看。“大伯渾身衣衫破爛,血肉模糊,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要扶著牢門才能站住。”沒過多久,薛和尚又被拉了出去。“我很害怕,不知道會怎麼樣。很晚的時候,大伯又被送回牢房了,身上沒一處好肉,已經沒法説話,不久後就咽氣了。”之後,薛鏡如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毒打,先是用棍子,後來見他掙扎,就用皮鞋踩著他的腳再打。所幸,由於薛鏡如只有14歲,日本兵見問不出個所以然,就把他放了。

  長大後,薛鏡如不僅感嘆自己“撿回一條命”,對大伯薛和尚也越來越敬佩和感激。“大伯寧死也不鬆口,不只是保護美國飛行員,也是保護鄉親們。如果日本兵知道村裏人救了美國大兵,全村人都得遭殃。”

  這些年,我們新四軍一直在這裡堅持鬥爭!

  托勒特到了新四軍淞滬支隊,支隊部衛生室的衛生員陳亞男、俞叔平等就給他消毒和包紮傷口,並給他喂藥。托勒特信奉上帝,包紮傷口時不小心碰到了痛處,他就猛地站起來,閉住雙眼做禱告。

  當時,中共淞滬地委組織部長金子明和淞滬支隊秘書鮑季良會講英語,就和托勒特攀談起來。那段時間,國際社會對國民黨了解比較多,而對於共産黨則知之甚少,因此對於托勒特來説,在他的心裏有太多的疑團:眼前的這些官兵到底是什麼屬性?他們在抗擊日本人的過程中又發揮著什麼作用?托勒特直言,自己並不知道“新四軍”,在登機起飛前,隊長告訴他如果遇到不測,可以飛到郊區再跳傘,會有國民黨部隊來接應。金子明笑笑:“這些年,我們新四軍一直在這裡堅持鬥爭!”

  交談中,托勒特也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當年22歲的他,出生於美國阿肯色州,是家中獨子,大學讀了一年書,學的是機械工程。1943年他參加了空軍訓練,次年11月來中國作戰。到出事為止,他已經參戰13次。

  考慮到文化差異和生活習慣不同,淞滬支隊給托勒特提供了盡可能多的方便。中國地方誌專家庫專家、原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姚金祥介紹,當時托勒特沒有合適的衣服更換,只能每天穿著美軍飛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標,部隊就專門為他縫製中式服裝。托勒特不喝開水只喝過濾水,不吃大米飯要吃麵包,部隊都儘量滿足。甚至托勒特想吃黃油,部隊也通過關係去上海市區給他弄來,還派人到南匯新場鎮給他買肉罐頭、咖啡。托勒特也慷慨地把跳傘時帶下來的淡奶、巧克力等分給新四軍戰士們吃,還把降落傘改成了蚊帳,送給戰士們。漸漸熟悉之後,托勒特經常到淞滬支隊的戰地醫務室去玩,教幾位戰士學習簡單的英語會話,如“同志”、“您好”、“謝謝”等日常用語,新四軍戰士則教他跳秧歌舞。

  在浦東,托勒特隨淞滬支隊活動了一週後,支隊部決定將他送到新四軍浙東縱隊司令部。臨走時,托勒特戀戀不捨,取出自己身上的東西和支隊部的同志做交換:他把自己的手槍換了一支毛瑟槍,把一個夜光指南針送給了金子明,把一隻塑膠火柴盒及剩餘的幾根火柴,和支隊裏抽煙的同志交換成了中國的火柴盒和火柴:“每當我以後引火抽煙時,我就會想起你們的。”在金子明等十七八位指戰員的護送下,托勒特乘船從南匯的一個海角下海,渡過杭州灣,1月28日晚安全抵達設在四明山區梁弄的浙東縱隊司令部。

  1980年被改編成電影《一個美國飛行員》

  經過多月的醫療和休養,托勒特完全恢復了健康。在新四軍為他準備的歡送會上,托勒特很激動:“我十分感謝你們把我從敵人的包圍中救了出來,現在又要護送我回去。我很希望能再和你們見面!”最後,他還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上帝祝福新四軍!”在臨別贈言中,托勒特這樣寫道:“我今天能夠出發回到司令部去,我很快活。我知道路途很艱苦很長,我能夠忍受一切可能碰到的困難。在這裡我獲得了許多永久的朋友,以後我希望能跟我的家屬一起再來拜訪。”

  當年4月10日,美軍臨海辦事處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了“今收到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所救之美國第14航空隊機械師托勒特中尉一名”的證明。同時,柯克斯又給浙東縱隊司令部寫了一封致謝信,信中説:“我借著這個機會向你們表示感謝,因為你們營救了我們勇敢的飛行員,並且殷勤招待他,還治好了他的創傷。你們所表現的這種令人驚奇的合作精神,將會大大縮短戰勝我們共同敵人的時間。”

  姚金祥説,上海軍民救助美國飛行員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回到自己所在部隊後,托勒特將自己被新四軍救護的事情傳播了開來,更多人開始知道了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決心和抗日能力。這段故事,在1980年還被改編成了電影,叫《一個美國飛行員》。

  二戰結束後,托勒特給某公司老闆當試飛員,因飛機失事而亡故。新中國成立後,托勒特的妻子曾來過中國,對當年上海軍民救助托勒特一事表示感謝。

  在浦東三林塘,薛耀忠從小就聽長輩説起過“爺爺因救美國飛行員而死”的故事,一直心心唸唸想尋找相關史料。很早的時候,他就知道在1946年的報紙上寫過這個故事,在上世紀80年代,他曾見到過那篇報道,當時他還將那部分報紙版面原樣畫在了一張信箋上,保留了下來。

  此後,薛耀忠幾次想憑著自己那張珍藏的信箋,找到報紙原件,但因年代久遠,一直沒能如願。今年夏天,不甘心的他去了上海圖書館,在熱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1946年6月1日的《新聞報》膠片。30多年的尋找有了結果,這讓薛耀忠異常激動:“這是歷史,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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