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特別策劃

　　“一些對抗戰年代的總結和回憶，説到中國科學界總是一帶而過，科學界到底是怎樣抗戰的，人們了解很少。”中國科學院大學張藜研究員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其實面對侵略，中國科學界與全民族同仇敵愾，用知識、智慧甚至生命投入抗戰。近些年隨著現代科學史研究的增多，很多人物和故事才系統地浮現出來。

　　9·3小長假，除了看閱兵直播，張藜一直在位於北京中關村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辦公室忙碌。她和她的團隊正在為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國科學家的抗戰》做最後定稿工作。這本書將以圖説史，以豐富、生動的故事，全景呈現中國科學家投身救亡圖存的民族大潮的歷史。

　　用知識和理性支援抗戰

　　戰爭來臨無人能夠倖免，大批中國科學家用他們的知識和理性迅速轉向為抗戰服務。通過張藜的介紹，我們看到了以下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一部分科學家便投入備戰、組織國防教育、勘察戰略資源。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地質學家丁文江積極投身戰略資源調查。1936年1月5日，49歲的丁文江受託為建設抗戰後方基地在湖南勘察時因煤氣中毒去世。

　　大批知識精英因國防需要進入政府部門。我國地質學先驅翁文灝受邀出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從主持廠礦內遷到玉門油田的開發，從對美、蘇特種礦品的出口到後方工業中心的建立，翁文灝為中國戰時經濟建設殫精竭慮。許多當時已卓有建樹的科學家聚集于國防設計委員會，如國防化學專門委員會的曾昭掄（北京大學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博士）、礦冶專門委員會的李四光（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邊疆問題專門委員會的竺可楨（浙江大學地理系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電氣專門委員會的吳有訓（清華大學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等。

　　日軍在綏東戰場上使用毒氣，當時中國軍隊缺乏相關訓練，民眾對防毒幾無常識。很多科學家以各種方式普及防毒知識。1936年11月，物理學家、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率領師生前往固安慰問部隊。師生們攜帶自製防毒面具、煙幕彈和無線電通訊設備，為將士們講解使用方法。清華大學化學教授張大煜等開放實驗室，為學生提供藥劑，指導學生們想辦法自製防毒器材和配製毒劑。中研院化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吳學周在上海連續作“化學與戰爭”的科學演講，現場進行毒氣製備實驗，使聽眾了解毒氣等化學武器並非不可戰勝。

　　七七事變爆發時，物理學家嚴濟慈在代表中國出席法國巴黎召開的國際文化合作會議後回國，組織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西遷至昆明，全力研製軍用通訊工具、光學設備和醫療器械提供給中國和盟國軍隊。

　　張藜説，人們都知道戰場上“飛虎隊”的英勇，但很少有人知道保證航線安全一定需要科技人員的參與。現年99歲的老氣象學家陳學溶曾為保障駝峰航線的安全而遠赴加爾各答進行氣候測量，而他僅僅是無數戰時工作在不同崗位上的中國科技工作者之一。

　　付出生命和家庭的犧牲

　　“希文堅欲赴中央軍校。余以其眼近視，于前線帶領兵士不相宜，且年過幼，而該班乙級只六個月畢業，于學識方面所得無幾，故不贊同其前往。……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淚滿眶矣。”這是1938年1月15日竺可楨在兒子參軍前寫下的日記。愛子之情躍然紙上，但國難當頭，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在自己努力抗戰的同時，與普通的中國人一樣含著眼淚送兒子上戰場。

　　翁文灝的次子翁心翰是中國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1944年9月16日，翁心翰在湘桂路戰場駕駛戰鬥機出擊時陣亡，年僅28歲。

　　日本留學回國的病理學家殷希彭兩度嚴詞拒絕日方出任偽職的邀請，自己雇開工車前往晉察冀邊區培訓戰地醫務人員。而他十幾歲便參加八路軍的長子于1943年春在戰鬥中犧牲，年僅21歲。同年秋天，年僅16歲卻已參加八路軍三年的次子也在反“掃蕩”中犧牲。一年中連失二子，殷希彭心中的悲傷無法言喻，但他卻反而安慰前來慰問他的同志：“國難之中，兩個兒子為抗日救國犧牲，他們光榮，我也光榮。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是對他們的最好紀念。”

　　科學研究讓歷史重現

　　但是，這期間很多科學家抗戰的故事卻一直鮮為人知，原因正如10年前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研究員接受媒體採訪所説，“似乎沒有人做過系統研究”。近年來情況有了一些改變，張藜介紹説，逐步出現了若干有深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政策所樊洪業研究員對竺可楨的研究，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張劍研究員對抗戰中留守上海的秉志等科學家的研究等。

　　2015年1月中國科協王春法書記在安排“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年度工作時，提出要系統地研究和展示中國科學家在抗戰中的貢獻。這進一步推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並使此前的研究成果得以系統化、普及化。張藜説，《中國科學家的抗戰》中展示的所有故事都來自浩如煙海的史料，儘管目前所能呈現的仍然不是全部，但在抗戰勝利70週年這個時間推出，希望讓更多人看到、了解這段遠去的歷史，不要遺忘中國科學家為國家、為民族曾經的奉獻。

　　（科技日報北京9月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