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務院批准國企改革方案以來，近日，多省區市都結區合了本省區市的情況出臺了適合本省區市的國企改革方案。據統計，截至目前，已有上海、遼寧、湖南、天津等22個省區市出臺了“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意見”，9個省市區的國資改革方案也在醞釀。有消息稱，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近期即將出臺。

　　在已經出臺的22省區市的國企改革意見中，各地都有自己的政策性目標。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國有企業的對外發展有著更高要求。廣西提出，要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珠江—西江經濟帶等開放開發平臺建設中發揮骨幹和引領作用；甘肅明確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黃金段為契機；雲南希望著力發揮雲南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區位優勢。

　　這些目標雖然僅具有指導性，但還是要避免國企功能界定不清，影響改革效果。由於國企長期以來在國家各項優惠政策的庇護下滋生了諸多弊端，面臨經營管理上的體制機制障礙，引發經營收益壟斷、利益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其改革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期待。

　　本次國企改革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分類改革。分類牽涉到國企的體制機制、結構佈局、兼併重組、監管考核以及薪酬制定等諸多方面。分類改革是本次國企改革的基礎性問題，其他的諸多具體性措施只能在有效分類的基礎上展開。

　　實際上，國企長期處於兩難困境之中。其定位徘徊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經營目標既追求盈利又被寄予希望實現特定公共政策，國企的領導人既是“企業家”又是“官員”，由此引發諸多問題。因此分類改革是本輪國企改革的關鍵突破點。

　　分類的實質是對國企功能的重新界定。有專家表示，未來112家央企將被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兩大類，同時把商業類細分為“完全競爭性企業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命脈具有重要戰略性地位的企業”兩小類。在央企不同分類基礎上，企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權激勵等政策上將作出不同取捨。

　　對於公益類國企以及對國家經濟安全命脈具有重要戰略性地位的企業，要建立特殊的體制機制。這類國企要承擔起國企應該承擔而過去又疏于承擔或承擔的不好的社會功能。而對於完全競爭型企業，要實現國企的去功能化，即側重強調國企的引領轉型創新、促進科技進步等市場化功能，而去掉國企的政策性功能，讓國企回歸企業的本質。

　　作為企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在自主經營的基礎上追逐和實現利潤。國企改革的各項機制改革應該圍繞著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展開。

　　在新的形勢下，國企改革要防止新的過度功能化的傾向。隨著“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國企在兼併重組等方面又承擔了新的社會功能。例如比較引人注目的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的合併，合併在資本市場上引發股價巨震，帶來“中國神車”的調侃。

　　有人認為，合併的目的與其説出於市場需要，不如説是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新形勢下的政策。其合併是否過於匆忙，是否會損害市場競爭，仍然有討論的餘地和必要。其原因就在於合併過程中仍然摻雜很多非市場化因素。

　　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部分還存在著為改而改的現象。例如各省區市在國企改革意見中各自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如浙江提出通過3~5年努力使“省屬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達到75%”、河南提出到2020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業比重達到80%以上等。

　　這些過於量化的國企改革目標很容易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脫離實際，導致走過場和形式主義。因此，各省市區推行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應從國企改革的目標和本質出發，不設行政性任務指標，力求成熟一家，改制一家，成功一家，防止加大改革成本，降低改革效率，影響改革信心。

　　（摘編自8月19日法治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