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全面抗戰開始。日寇憑其多年陰謀準備的堅甲利兵、飛機大炮，攻城略地，大舉侵略中國。致使我國土一片片淪喪，億萬人民群眾紛紛逃難，背井離鄉。敵人狂妄地以為可以迅速滅亡中國，但事實證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國共兩黨共赴國難，全國軍民奮勇抵抗，抵禦敵人的瘋狂進攻，保住了半壁河山，粉碎了日寇迅速滅亡中國的癡心妄想。

　　我在解放後任職的大公報社當年從天津、上海、漢口輾轉西遷到重慶後，從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曾四次遭到日機轟炸，館舍成為一片瓦礫，全體職工無處棲身，夜間露宿街頭。工廠被毀，工人們就在防空洞裏堅持印報。戰時經常停電，工人們揮汗如雨，硬是用手搖印刷機把一張張報紙印出來。時任報社領導張季鸞、王蕓生商定，由王蕓生執筆，寫出一篇令時人叫絕的社評，題目是《我們在割稻子》。文中説：“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敵機連續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在割稻子，這是我們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割稻子”這一象徵用語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堅毅精神、大無畏氣概和抗戰必勝的信心。

　　國難期間，在長江兩岸、黃河之濱、雲貴高原、嶺南盆地，到處都可看到衣衫襤褸但生氣勃勃的青年們鍛鍊體魄的身影，聽到他們高昂而不輟的瑯瑯讀書聲，這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之一大特色，為抗戰勝利和國家復興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我就是流亡學生中的一分子，先後在四川合江縣桂溪元村國立十六中初中分校和永川縣北山十六中高中部學習，並按時畢業、升學。在戰火紛飛中，在隆隆轟炸聲中，得到鍛鍊成長的機會，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7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苦難經歷變成了人生巨大的精神財富。

　　一座座國立中學應運而生

　　各國立中學克服敵機轟炸、經費不足、設施欠缺等困難，每年春秋兩季滾動招生，憑考分擇優錄取，從未間斷，招生數字無法精確統計，估計總數在數十萬人以上。

　　“敵人來了，可奈何！”很多青少年不願做亡國奴，隨著成千上萬的難民隊伍，陸續向西南、西北、中南、華南撤退，他們離開原學校，冒著敵機的轟炸，一路逶迤，奔向大後方。

　　初到大後方，他們不僅衣食無著，一時也無書可讀。國民黨統治區的有識之士大聲呼籲救助流亡青少年，共産黨的《解放日報》也發表了《救救大後方青年》的社論。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國民政府迫於形勢，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救助流亡學生，從1937年12月開始，著手籌建專為接收淪陷區流亡學生的國立中學。

　　抗戰前，社會上沒有國立中學的建制，公立中等學校都是由地方管理，如省立、市立和縣立。抗戰興起，為了鼓勵東部地區的中等學校內遷，安置失學少年，便首先在河南、山西、甘肅、四川、貴州五省設立國立中學，這原本是國民政府的一種戰時手段和應急措施。

　　從1937年底到1938年底，是組建國立中學的混亂時期。由於許多措施均帶有臨時性質，最早成立的國立中學都是以學校內遷到某省來冠名，如東部某地的中學遷到內地某省，即命名為某省臨時中學，如國立四川臨時中學、國立貴州臨時中學。由於“臨中”給人以不正規的感覺，不久，教育部便明令取消“臨時”二字，直接以省份命名了。

　　進入1939年，中國半壁河山陸續陷落，已組建的國立中學不得不再次或多次在敵寇侵襲和飛機轟炸聲中後撤，校名也就一改再改。由於淪陷區的擴大，流亡學生不斷增加，又成立了許多新學校。

　　於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就以收容多數學生所來自的省份命名，如國立山東中學、國立湖北中學等。但這種命名方式有時會自相矛盾，如從河南撤退到甘肅的中學，不論命名為河南中學或者甘肅中學，都與已有的校名重復，只能取名國立河南、甘肅第二中學。僅從當時學校倉促取名也可以看出，戰時教育戰線是何等混亂。

　　從1939年8月起，教育部決定國立中學不再以省名來命名，而改按成立時間的先後順序，以數字命名。如國立一中于1937年12月在河南淅川上集鎮成立，開始叫國立河南臨時中學，並在河南西峽和涌泉觀兩地設立了兩個分校，用以接收河北省、綏遠省和北平市、天津市逃出的流亡學生，讓他們有飯吃、有書讀。1944年，因戰區形勢變化，國立一中又內遷到陜西城固，直到抗戰勝利。

　　國立二中原名國立四川臨時中學，成立於1938年3月，設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蘇、浙、皖、滬省市流亡學生。

　　國立三中于1938年3月在貴州銅仁成立，原名國立貴州臨時中學，接受在長沙、貴陽登記的華南各省流亡學生。

　　此後，按順序成立的國立中學有：國立四中于1938年3月在陜西安康成立；國立五中于1938年3月在甘肅天水玉泉觀組建；國立六中，由原山東省立一中和齊光中學等學校聯合於1938年在河南許昌組成；國立七中，設在陜西洋縣；國立八中，設在湖南乾縣（現湘西吉首市）；國立九中，設在四川江津德感壩；國立十中，設在甘肅清水；國立十一中，先設在湖南武岡（現洞口縣），日寇侵湘後，西遷至溆浦、辰溪等地；國立十二中，設在四川長壽；國立十三中，設在江西吉安；國立十四中，設在貴陽；國立十五中，設在四川榮昌；國立十六中，設在四川永川，初中分校設在四川合江；國立十七中，設在四川江津白沙；國立十八中，設在四川三台；國立十九中，設在浙江江山；國立二十中，設在湖南芷江；國立二十一中，先設在安徽太和，後遷至陜西山陽和藍田；國立二十二中，先設在安徽阜陽，後遷至陜西漢陰和安康，1942年8月又在四川合江專門成立了國立女子中學，在貴陽桐梓設立分校，也稱國立第二女子中學。

　　全面抗戰開始後，許多愛國華僑紛紛返國參加抗戰。為收容大批華僑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開始，陸續在雲南保山建立了國立華僑一中，在四川綦江建立國立華僑二中，在廣東樂昌建立國立華僑三中。

　　此外，戰時用“國立”字頭的中學還有國立中央大學附中、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附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附中，另在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成立了國立東北中學和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在昆明成立了國立西南中山中學。

　　全面抗戰八年期間，各國立中學克服敵機轟炸、經費不足、設施欠缺等困難，每年春秋兩季滾動招生，憑考分擇優錄取，從未間斷，招生數字無法精確統計，估計總數在數十萬人以上。

　　因陋就簡教師嘔心瀝血

　　當年站在各國立中學杏壇上的教師隊伍，多數是戰前各省、市中學自身的教育工作者。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諄諄教導，循循善誘，使眾弟子進德修業，與日俱增。

　　國立中學為遠離敵人炮火，躲避敵機轟炸，大都設在偏遠地區，學習和生活環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簡勉強維持。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們遠離了戰場和敵機轟炸。

　　日寇對我後方搞“疲勞轟炸”，不分晝夜派飛機來襲擾，或成群結隊，或兩三架次，持續飛抵我上空，有時狂轟濫炸，有時只投少量炸彈，飛來飛去，警報長時間不得解除。就以合江為例，當時不過是一個三等小縣，只有一道小街，也被轟炸了三次，所有房屋俱被夷平。所幸我校遠距縣城18里，又在長江對面，你炸你的，我們照常上課，能奈我何！

　　國立中學學生全部住校，朝夕與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廟宇和空曠柴房，再添蓋若干茅寮草棚，作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戶無玻璃，宿舍是雙層木板床的大統艙。膳廳有木桌無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樁，以竹片編成籬笆，糊上泥巴做墻，屋頂覆蓋稻草，僅能遮蔽風雨而已。

　　教學設備只能用“簡陋”二字來形容。圖書資料、實驗儀器、生物標本堪稱“鳳毛麟角”，幾乎是聊勝於無。體育器材更是“絕無僅有”。記得我當年就讀的容納500多師生的國立十六中初中分校，一學期體育器材購置費買不了一個籃球。全校僅有的一個籃球，只供校隊打比賽時用，一般學生一學期也摸不到一次球。

　　教科書是用“嘉樂紙”（一種品質很次的再生紙）印刷的，因色澤褐黃，字跡難辨，又因紙脆容易破損而不耐翻閱。即使這樣，一本教科書往往是一屆生用了傳給二屆生，再傳給三屆生。有些學科連課本也沒有，只能用手抄講義。做作業的竹紙（草紙）薄如蟬翼，只能用鉛筆輕寫，時間稍久，字跡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筆，則墨透紙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筆，買一個鋼筆尖，綁在竹枝條上書寫，墨水用藍色染料和清水自己製作。晚上校舍一片漆黑，惟有教室中閃爍著燈亮，那是供晚自習時點的桐油燈，兩人共用一盞，燈草頂端發出如豆的熒光。自習下來，學生的鼻孔都是黑黝黝的。

　　各校從敵佔區和前方後撤的教師們，有的攜家帶口，有的是單身，他們和學生同住在校舍內，生活環境好不了多少。但他們大都愛國家、愛學校、愛青年，不顧清貧，以滿腔熱忱，投身於教書育人的課堂。回首當年站在各國立中學杏壇上的教師隊伍，多數是戰前各省、市中學自身的教育工作者。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嘔心瀝血地諄諄教導，循循善誘，使眾弟子進德修業，與日俱增。當年學到的科學文化知識、做人的道理和確立的人生觀，時至今日，猶使學子感到受益匪淺。

　　清貧困苦學子發憤攻讀

　　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卻是昂揚向上的。大家磨練意志，砥礪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時空，都在快樂地尋找彩虹一般的青春夢。

　　因長期浴血奮戰，國力極端困乏，為救助學生，教育部只能對流亡學生實行低標準的全公費教育制度。初中生每人每月口糧兩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糧），高中生每人每月兩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許菜金。一日三餐，兩稀一幹，實難果腹。副食品和營養更談不上了，蓮花白、牛皮菜、老莧菜、帶老莖的空心菜、連根帶葉的小蘿蔔，要從上市吃到下市，水發蠶豆（胡豆）、酸菜湯則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時一餐飯的菜肴僅是平均每人16顆鹽水煮蠶豆。學生們每天饑腸轆轆，是最大的痛楚。一兩個月或許才能吃上一次豬肉，稱為“打牙祭”。

　　由於營養不良，又缺醫少藥，各校均有多種疾病流行。有時上課鈴已響，雖在夏季，患病的學生仍然披著破棉襖，蹲在墻角，瑟瑟發抖，那是正在發瘧疾（打擺子）；有的學生走路叉開雙腿，行八字步，渾身瘙癢不止，多半是個“疥瘡客”；也有的學生消瘦、蒼白、乏力，每天午後面龐泛起紅潮，且咳嗽不止，這是不幸患了肺結核，當時稱為癆病。每到夜晚，黑燈瞎火，還有不少學生，雙目失明，經常碰得鼻青臉腫的，那是因營養不良而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學生們無不忍受著惡劣自然環境的煎熬。春季雨水連綿，陰冷潮濕，洗的衣服數日不幹。道路泥濘，缺鞋少襪，只有打赤腳行走，還要不時遠赴十多裏外的江邊背米。夏秋兩季最為難受的是蚊蠅臭蟲和跳蚤的叮咬，雖有蚊帳，但一個晚自習下來，兩腿和臂膀上佈滿一個個大包。木床上的臭蟲多得數不過來，翻一次身就壓死幾個，一覺醒來，滿床都是血印。各學校均無取暖設備，每到寒冬臘月，教室和寢室四面透風，寒氣襲人，有不少學生手足和耳朵都會生凍瘡。

　　生活苦則苦矣，但學子們共赴國難，體恤時艱，笑對清貧，沒有抱怨，更沒有當逃兵。他們刻苦攻讀，安之若素。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卻是昂揚向上的。大家磨練意志，砥礪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時空，都在快樂地尋找彩虹一般的青春夢。

　　功課壓力是很重的，學子們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來完成。每天的課程表上，七節課排得滿滿的。各科作業都不少，早晚自習時學生們都在教室內做作業，總覺時間不夠用。大多數學生每天吃飯、做操、上下課，一腦門子都塞滿了書本、習題、測驗、考試。

　　流亡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籍貫的人親密相處，絕無狹隘的排他鄉土觀念，也沒有“文人相輕”的思想，而是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以我所在的十六中初中分校為例，以籍貫分，鄂籍學生約佔半數，蘇、豫兩地次之，人數較少的有東三省和冀、魯、晉、皖、浙、贛、湘、粵、閩等省份，還有川、黔省籍的人。因為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樣，所以校內、班內都是南腔北調，大家坐在一起討論問題，乍聽起來，好像今日之相聲劇。我的同窗林長治經過多年觀察，作了歸納：就以“打倒日本鬼子”這句口號來説，發音各有不同，東北營（人）喊“打倒一（日）本鬼子”，湖北忍（人）喊“打倒二（日）本鬼子”，江浙神（人）喊“打倒四（日）本鬼子”，而上海寧（人）口音又有別於江浙，他們喊“打倒十（日）本鬼子”。林長治笑著説，唯獨沒有人喊“打倒三(日）本鬼子”的。

　　雖然生活清苦、功課繁重，同學們依然樂觀向上，組織各種課餘活動，成立歌咏隊、戲劇社、文學組、京劇班，大唱抗戰歌曲，排演進步話劇，練習西皮二黃，豐富文化生活。走進各國立中學校園，弦歌之聲不絕於耳。

　　向教育史上的特殊篇章致敬

　　國立中學的存在，使一代青年人能夠接受較好的啟蒙教育和基礎教育，為繼續深造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為祖國鍛鍊熔鑄出大批棟樑之材。

　　國立中學始建於1938年，結束于日寇投降後的1946年。八年全面抗戰，八年艱苦辦學，風風雨雨，磕磕絆絆，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廣大師生同舟共濟，共度時艱，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為了恢復全國正常的教育體系，教育部給每個來自淪陷區的學生發放了畢業或轉學證書及返鄉路費，令各回原籍繼續學業，國立中學遂自行解散，不復存在。

　　抗戰期間興辦國立中學的歷史雖然短暫，但形成了中國教育史上極其特殊的篇章。怎樣看待和評價昔日的國立中學？追憶往事，翻閱舊章，不禁思潮滾滾而來。

　　在當時十分拮據的戰時財政體制下，政府對國立中學的辦學經費實行國家和地方財政包乾制，對流亡學生則實行全面的由國家供給低標準的免費教育。雖然後來改為“貸金”，實質上仍是全部免費。當時作出這樣一個重要抉擇，是頗為不易的。

　　將大批撤退後方流離失所的愛國教師加以收容聚集，組建成一支龐大的、愛國的、敬業的教師隊伍，由他們把眾多無知、少知的青少年教育成材，這是一大成功。雖然當時國立中學辦學條件很差，但教學品質卻相對較高，就是憑藉這支總體素質較高的教師隊伍艱苦創業、精心培育得來的。

　　將眾多戰時流離失所的青少年收容集合起來，組成一個個“大家庭”，使他們有飯吃、有學校住、有書讀、有人管教，擺脫了因戰爭造成蹉跎青春年華的厄運，這是一大功德。國立中學絕大部分是實施基礎教育的普通中學，以文化知識課為主體，其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比較全面、完整。一代青年人能夠接受較好的啟蒙教育和基礎教育，為繼續深造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培養出大量國之英才。

　　國立中學的課程安排雖有公民課，後期又加了軍訓課，並有“總理紀念周”訓話的例行公事，但所佔課時比重不大，政治色彩也不明顯。學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課教師的潛移默化熏陶，基本傾向是愛國、抗日的。

　　在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戰期間，彼此爭奪青少年的鬥爭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就大後方開辦國立中學而言，是國民政府在戰時履行其理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其初衷似乎並未在爭奪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中國共産黨在各個解放區也以不同方式辦學，積極召喚、收容、教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為的青年，成為後來各條戰線上的精英骨幹。例如在陜北就舉辦了抗大、陜北公學、中國女大、魯藝等院校。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很多國立中學學生奮然投筆從戎，參加中國遠征軍，赴印緬參戰，不少人犧牲了寶貴生命。

　　國立中學像巨大的煉鋼爐一樣，為祖國為人民鍛鍊熔鑄出大批棟樑之材。抗戰勝利後，特別是全國解放後，這批學生懷著深厚的底蘊，投身到各個高等學府和各條戰線，繼續完善和鑽研學業，充實自己，個個努力，在各行各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和領導人。

　　每所國立中學都可以羅列出一連串有特殊貢獻的學生名字。説起從國立中學産生的光彩奪目或有傑出貢獻學生的名字，首先要提到國立九中學生、“兩彈元勳”鄧稼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曾是國立八中學生。國防科工委前主任丁衡高上將和世界著名地質學家、瑞士蘇黎世學院博導許靖華，曾是國立中大附中學生。文化部原副部長、著名詩人、劇作家賀敬之説：“國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時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發地。”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校友至今都懷念他們的同學、著名詩人郭小川。我所在的國立十六中，也有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市長聶璧初，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的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和中共十二大代表、醫學博士生導師葉世鐸，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吳旻，中國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導師陳星弼，世界上最先穿越塔裏木盆地的高級工程師夏公君，以及三次參加核爆炸試驗的電訊專家曾德汲等知名人物，從戰時國立中學走出的學生可以説人才濟濟。由於資訊不全，我這裡只能挂一漏萬，不一而足。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作為過來人，我願追憶70年前親歷的難忘歲月，並把它記錄下來，以紀念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