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走訪多家在智慧政務市場領域頗有影響力的企業，其負責人紛紛反映，雖然智慧政務市場潛力巨大，但受行政因素的影響太大，企業生存艱難。其中，智慧政務招投標中的過分低價競標，成為企業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不僅壓抑企業的積極性，還導致部分智慧政務應用軟體品質低服務差，甚至用了兩三年就束之高閣。此外，還存在政府“任性”剋扣企業合同費用，領導喜好和個人素質影響企業經營等不合理現象。

　　競標僅看價格不看服務水準企業遭遇煩心事沒地兒説理

　　智慧政務招投標中的低價競標現象，成為企業反映最強烈的問題。神州數位控股有限公司近年來已與國內16個城市簽約，智慧城市平臺在6個城市開始落地實施。但公司首席科學家、神州數位智慧城市服務集團總裁謝耘告訴記者，在一些城市開展業務時常在招標過程中遇到煩心事。

　　神州數位公司最近在長三角一個地級市開展業務，政府招標方案幾乎都是神州數位幫忙做的，但沒想到最終被一個小公司用了比神州數位低一半的價格中標。這個小公司實力不足以做整個項目，結果又用更低的價格轉包給神州數位。當地政府領導要求神州數位必須接這個活兒，神州數位不敢得罪當地政府，無奈之下只能勉強接過來。“這個事情感覺非常噁心，但又沒地兒説理去”，謝耘説。

　　“政府採購低價中標的模式必須扭轉”，天津市軟體行業協會副會長、天津博和利軟體設計有限公司總裁郭曉和説，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時，不管是軟體産品還是維護服務，政府部門都要求低價，表面上看好像節約了政府資金，但實際上副作用非常大。

　　郭曉和表示，智慧政務的軟體可以做得很大，也可以做得很小。産品的硬體價格可以降低，但有實用意義的軟體和有諮詢性的服務才是最有價值的。但現在的情況往往是地方政府提出了100萬元的項目，有的企業5萬元就中標了。政府宣傳節約了多少採購資金，但實際上壓抑了企業的積極性，而且導致很多政府採購項目做出的系統和軟體水準低、服務差。就他的經驗看，以前80％的政府應用軟體用上兩三年就束之高閣了，有的使用者寥寥無幾，有的乾脆廢棄。

　　上海網際網路軟體有限公司市場部副經理高黎娟説，招投標以低價為標準，對智慧政務的傷害很大。好多項目本來利潤就不多，如100萬元的項目，我們報價80萬元，可還有企業報價40萬元。很多項目被做死了，通不過驗收，只能再招投標。

　　郭曉和認為，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中標後再進一步追加配套服務費，讓品質越好的企業越有積極性，這比政府部門每年拿補貼到處撒芝麻好得多。現在有的企業爭取到很多補貼，為了交差硬是造出一些所謂的智慧政務項目，水準低不説，還去低價爭市場，擾亂了市場秩序。

　　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上硬體“任性”剋扣企業費用

　　在資訊化建設中，一些政府部門“貪大求洋”上硬體，出了問題“任性”剋扣企業費用，讓不少企業感到心寒。

　　烽火科技集團是我國知名的資訊通信領域産品和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商，在武漢等中西部省份銷售規模很大。公司科技發展部技術總監桑梓勤説，在智慧政務建設中，有的城市總是認為國外公司做得好，認為做個招標方案沒有國外公司參與就上不了檔次。“實際上國內不少企業在這個領域技術是領先的，而且我們的方案都是從中國城市實際建設經驗中得來的，更切合實際。”

　　據高黎娟介紹，現在智慧城市項目中，整合服務較多，硬體成本的價格比軟體開發還貴。因為現在還沒有規定説必須用國産硬體，所以多數政府部門願意用IBM、惠普等國外大企業的産品。一個1000萬元的項目，硬體可能就要700萬元。中標價本來就很低，硬體又佔了大部分，企業只能找一些比較差的工程師來做軟體。

　　東華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哲浩説，當前的市場形勢下，很多廠商做智慧政務項目主要是靠賣硬體賺錢，光賣軟體合同額太低，難以為繼。一些軟體公司賣硬體能賺幾百上千萬元，而做增值服務，一年只能賺幾十萬上百萬元，確實很難。

　　謝耘説，去年年底，神州數位在西部一省會城市做了三個智慧政務項目，眼瞅著就要進入驗收程式了，但此時當地政府開始內部審計，並提出意見認為當初的招標價格高了。按理説，企業與政府簽訂的是商業合同，只需要按照流程完成項目並交付給政府就可以了，更何況審計部門並沒有其他意見和要求。但讓企業沒想到的是，項目主管部門直接下令把項目資金扣下不給了，而且一下子扣了四百多萬元，佔了項目總額相當大的比例。

　　“當時我非常惱火，直接給西北區項目負責人下指令，一年內這個城市無論什麼項目都不做了，業務全部停下來”，謝耘説，扣費用並不是因為企業合同執行得不好，而只是因為審計部門出了意見，當地主管部門就任性扣錢，這種做法根本就不是中央大力推進的依法治國行為。

　　不懂智慧政務換個領導就變天

　　中城智慧城市研究會秘書長李建平認為，對於智慧政務而言，眼下資金和技術都不是問題，其推進的深度和廣度取決於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推進的程度。有的領導希望自己的眼睛更透亮、更智慧，去監督別人，但又不想被別人監督，導致智慧政務在各地推進的差異非常大。

　　北京亞信集團下屬的亞信數據有限公司近年來積極探索數據交易，並在部分城市投資建設了數據交易市場。公司産品經理溫江淩告訴記者，政府只要願意幹，就肯定能幹成。例如，5月初在貴陽開業的數據交易中心就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援，到省裏走審批流程，5天就辦完了。而在哈爾濱，雖然當地領導的前瞻性也很強，給了不少支援，但交易中心的批文在省裏轉了8個月，至今仍拿不到。公司本來打算去年“十一”就開業，成為全國的第一家數據交易市場，結果到現在也開展不了業務。

　　這種情況，公司在很多地方都遇到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怕”“等”“緩”思想，想再看看其他地區的情況再決定，不想成為第一個，溫江淩説。

　　多家企業反映，權力扭曲客觀規律的現象在各地廣泛存在。行政長官想做什麼，直接理直氣壯地提要求，完全不考慮企業和委辦局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謝耘説，企業去年9月跟西部一大城市的主要領導見面，領導竟然要求10月31日前上線市民服務平臺，“平臺軟體一個多月可以做出來，但上線需要跟全市委辦局全面深度配合。事實上，這都過去半年多了，到現在平臺也開通不了，而且相關部門到現在也沒招標。”

　　不少企業反映，政府部門中懂資訊技術、掌握資訊化建設規律的領導太少。如南方一省會城市剛成立專門部門主推智慧城市建設，但主任和常務副主任從來沒有接觸過智慧城市，“他們自己都承認不懂IT”。在中央大力倡導“網際網路＋”的大背景下，充實懂IT的管理人才迫在眉睫，否則不少城市還是把企業的資訊化投入當成招商引資項目來對待，企業把錢投下去，效果如何很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