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來這樣劃分自己一年的時間：三分之一用來閱讀、三分之一用來遊歷，剩下的三分之一用來寫作。

　　1998年，他憑藉一部描寫西藏土司制度興衰史的《塵埃落定》享譽文壇，並獲得“茅盾文學獎”。2009年，《空山》三部曲的出版又掀起了一陣藏文化的浪潮。當記者問及他到底出版了多少本書時，阿來笑笑説：“從來沒有統計過。”但每本書動輒幾年時間的創作歷程，卻讓他記憶猶新。

　　“我不希望自己的書成為快速消費品，這樣沒有意義。我更喜歡來回于各種史料與寫作中，去民間、去基層了解情況，獲取靈感。”阿來直言，在1989年至1994年間，他沒有創作，是因為遇到了“瓶頸”，而破題的辦法在他看來就是深入基層。

　　56歲的阿來出生在大渡河上游的一個藏族村莊，這裡的居民曾過著半牧半農耕的生活。上世紀80年代，阿來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1989年，他出版了首部詩集和首部小説集，在當地小有名氣。然而，捧著自己的著作，他卻産生了一種“恐慌”，他開始反思如何才算三十而立。固守在當下的創作環境和重復已有的寫作模式，顯然已經走入了死衚同。為讓寫作水準有所突破，阿來在30歲這一年開始“行萬里路”，他調侃自己成了“最早的驢友”。

　　此後，阿來用了近4年時間，徒步走完阿壩州藏區近4萬平方公里的每個鄉鎮，用雙腳丈量了每一寸土地，真正與基層百姓産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聯繫。“作家是寫作的個體，要表達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書寫廣大天地，只能紮根進去，通過閱讀、行走、觀察，看清每個村落的前世今生。”阿來説，那時沒有旅館，他就背著行囊借宿在百姓家；常常走到半路發現鞋破了，就在街邊小店買一雙穿上，繼續走。

　　在行走的過程中，他完成了兩件事，一是到民間考證曾經閱讀過的史料；二是通過與百姓一起生活，了解更多史料中不曾記載的歷史。期間，他完成了《群山？關於我自己的頌詞》和《30周歲時漫遊若爾蓋大草原》兩首詩，這也是阿來創作的最後兩首詩。他把這兩首詩定位成自己的“文學宣言”，在不斷深入生活的過程中，阿來重建了自己的文學觀，突破了前期的瓶頸。

　　1994年，阿來開始潛心創作小説《塵埃落定》。他坦言，此後的創作之路開始往返于閱讀與生活中，思維也徹底打開。

　　嚴格來説，阿來並不算高産的作家，他的每部小説間隔時間都比較長。阿來説，“那是因為需要很長的時間做準備”。以《格薩爾王》為例，這部作品他準備了3年，包括大量的案頭工作，閱讀超過兩百本書籍，並採訪了幾十位民間藝人。

　　“我喜歡寫作，但我更喜歡寫作前的準備。一方面要讀書，另一方面要不斷深入生活中去。去年，我出版了《瞻對》，這就是我一邊閱讀清代的史料，一邊到故事發生地訪問的結晶。在訪問中發現問題後，我會再次閱讀史料，就這樣不斷在發現和解決問題中，我花費兩年時間完成了這一創作。”阿來告訴記者，有人質疑，為了一本書花費如此大量的時間和經費是否值得，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來，創作應先把事情來龍去脈搞清，“不然寫作是一件多麼無趣的事情”。

　　盤點阿來的主要作品，均與藏族習俗傳統有關。而今再次深入藏區，阿來觀察到了更加立體的生活。他觀察的範圍從一個村到自治州；他接觸的人，從單純的農牧民，到地區的管理者。“如果只記錄百姓的話語，我可能會變成一個民粹主義者，如果只記錄官員的話語，我可能成為一個‘傳聲筒’，這就脫離了文學的眼光。”阿來説。

　　今年，阿來遊歷的範圍已擴展至青海、雲南，甚至印度等地。他説，現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經歷一個巨大的轉型期。“我走過的地方，再過兩年，一定會再去一次。這樣，我就可以很驚喜地發現，哪怕是藏區很偏僻的鄉村，變化也早已不再局限于蓋了新房子、有了新機器，更關鍵的是人的思維在變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變化，這樣的變化，如果不去基層，根本無法想像。”阿來説，深入社會生活、深入人心是文學創作者的責任，他還將繼續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