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國際産業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未來我國製造業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困境和挑戰，要求我們不僅要充分吸收和學習發達工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共性經驗，更要從自身獨特的産業基礎、人力資源、市場需求和文化特徵出發，構建並不斷提升獨特的製造業核心能力，把握其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功能定位與發展戰略。

　　製造業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

　　伴隨著新一輪産業革命和全球産業競爭範式的轉變，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逐漸步入工業化後期，經濟增長正由高速轉入中高速的新常態。2013年，服務業在三次産業佔比首次高於工業，經濟服務業趨勢不斷強化，“十三五”時期我國工業的功能定位將面臨重大調整。在這種大背景下，傳統的粗放式的工業發展模式所積累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在未來、特別是“十三五”時期將表現得更加集中和嚴峻。在諸多的瓶頸和問題之中，我們認為，“行為”層面的技術學習難度、“績效”維度的生産效率和“環境”層面的外部衝擊3個因素是未來10年我國製造業發展所面臨的最為根本性的挑戰。

　　一是生産率增速下降已經成為當前及未來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基於不同方法的實證研究都顯示，近年來，我國製造業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呈現較明顯的下滑態勢。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與發展階段相關，隨著我國製造業技術水準的不斷進步和向工業發達國家的收斂，技術引進的難度不斷加大，後發優勢不斷弱化，在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尚未培養起來的情況下，生産效率下降就成為自然的現象。

　　二是技術學習的難度不斷加大。後發國家的産業發展階段和技術進步的生命週期特徵共同決定了後發國家技術學習和趕超的難度。目前我國製造業技術在成熟階段鎖定的現象比較突出。一方面，傳統産業中的高端生産裝備和核心零部件技術長期受制於人，技術競爭力差距大。另一方面，新興技術和産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基礎研究佔全部研發投入的比重僅為4.7%，遠低於美國、日本、南韓等工業強國的比重。如何提升全社會、特別是企業部門對於基礎研究進行持續投入的動力，是決定未來我國製造業能否由成熟技術優勢向前沿技術優勢和新興技術優勢躍升的重要因素。

　　三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對我國傳統比較優勢形成重大衝擊。國際金融危機促使美、日、德等工業強國、甚至英、法等傳統的工業強國重新反思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作用，並以更加積極的政策態勢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例如，美國政府提出《製造業行動計劃》，德國提出“工業4.0計劃”，歐盟提出“未來工廠計劃”等等，都在客觀上大大加快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進程。“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生産製造的自動化、智慧化對簡單勞動的替代，可能對我國傳統的比較勞動成本優勢形成重大衝擊。

　　未來我國製造業的功能定位

　　“十三五”期間及未來，我國三次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題要從強調增長導向的規模比例關係轉為強調發展導向的産業融合協調，産業發展戰略的重點也要從産業數量比例調整轉向産業品質能力提升，發展的核心在於提高産業的生産率；為了更好地適應産業融合的趨勢，未來我國産業政策思路應當逐步突破傳統的“産業結構對標”的思路，通過促進産業間的技術融合、商業模式融合和政策協調，促進三次産業和各産業內部的協調發展。

　　在“十三五”及未來以強調産業能力提升産業發展戰略重點的大背景下，製造業的功能定位也要發生重大調整。在過去的30多年中，工業作為快速增長以及三次産業佔比最大的部門，一直是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在促進經濟增長和吸收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2013年以來工業在三次産業佔比開始落後於服務業以及經濟走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工業部門尤其是製造業，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更加表現為其創新驅動和高端要素承載功能。國際經驗表明，雖然隨著工業化的進程推進，在工業化後期製造業比重一般會下降，但製造業永遠是國民經濟中開展研發活動最活躍、承載創新資源最多的部門。製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還是技術創新的使用者和傳播者。從技術創新來源看，製造業本身是技術創新最為活躍的部門，無論是技術創新投入，還是研發産出，製造業部門都佔據了絕大部分。從技術創新使用看，製造業是將技術進步應用於生産的直接的、主要的載體。從技術創新傳播看，製造業通常通過提供先進材料、工具設備、新知識而成為向其他領域傳播技術創新的基地，農業和服務業的技術進步也必須以製造業技術創新為基礎。因此，製造業作為技術創新的“土壤”，“十三五”期間及未來，其主要功能不再是集聚資本和創造就業，而是通過促進新技術的創新和擴散，提高經濟增長效率，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更多高品質的工作崗位，同時製造業對服務業的拉動作用仍在增強，這種作用集中表現為生産性服務業的規模擴張和品質提升實際上是圍繞“做強工業”展開的。

　　製造業功能定位的轉變，決定了未來製造業指導思想從“結構優化主導”轉向“能力提升”主導。我們認為，未來我國製造業技術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是：在模組化架構産品領域，將逐漸由模組化産品的改進型開發向模組化導向的具有突破性技術創新的能力提升。未來應當通過技術能力積累，加強架構創新和模組標準制定的主導權，主動地通過架構創新和組件創新、標準創新，促進産品架構由一體化向模組化轉變，從而大幅提升中國製造業在全球製造業體系中的主導權；在大型複雜裝備領域，應當在堅持自主學習和開發的過程中，充分利用我國獨有的市場資源優勢，進一步加強架構創新和整合能力，不斷完善産品開發平臺。

　　製造業發展戰略如何調整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中國製造2025》，這是我國工業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戰略規劃，標誌著我國在完善製造業産業政策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從根本上提升我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切實把握“中國製造”的核心能力。與提出“工業4.0”計劃的德國相比，目前我國的差距主要表現為，儘管我國在工業機器人、智慧工廠解決方案等細分領域出現了不少掌握先進技術的企業，但缺乏像德國西門子、博世等能夠架構整體的數字物理系統和全流程數字化解決方案的綜合整合企業。針對這種狀況，我們既要努力培育整合企業和整合能力，同時也應尊重復雜産品整合能力需要長期積累和探索的事實，探索更加模組化的工業物聯網技術路線，將更好地發揮模組領域技術優勢作為發展智慧製造的初始戰略，並逐漸向綜合整合優勢提升。另外，與德國、日本等強調柔性生産和工人技能的製造優勢相比，中國的製造優勢在於大規模生産和標準化操作技能，在大力發展柔性製造和個性化製造的同時，我們智慧製造應選擇更能發揮我國人口和技能優勢的技術路線，通過智慧製造與大規模生産的有效結合，更好地發揮資源稟賦優勢，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我們獨特的智慧製造能力。

　　其次，提高我國製造業整體生産效率。提高中國製造業整體的生産效率，一方面，從産業組織結構看，要促進中小企業和創業，重點圍繞以下4個方面完善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一是結合“新工業革命”背景下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的現實需求，大力發展事業性的、公私合作的、商業性的大數據、工程數據庫和高性能運算服務機構；二是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向廣大中小企業開放基本的研究實驗設施，同時鼓勵各類科技服務平臺建立跨地區的服務機制，從而最大程度地使中小企業切實能夠利用公共科技資源；三是大力建設國家、省、市三級綜合性科技服務機構，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各類科技服務的合作與對接；四是在科技型中小企業服務隊伍的建設中，充分調動退休企業家、研發人員、工程師等專業人員的內在積極性，鼓勵其以各種形式參與到各類服務活動中來，提高中小企業科技服務的隊伍素質和公共服務品質。另一方面，從産業結構看，不僅要著眼于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也要關注傳統産業的轉型升級，特別是通過傳統産業與新興産業的融合、互動促進核心能力的擴散和增強。傳統産業是新興技術和新興産業發展的重要土壤和平臺，新興技術只有廣泛應用於傳統産業部門，才能獲得足夠的財務回報形成持續的創新動力；高新技術只有應用到複雜的現實環境中，與既有的企業和領先消費者産生足夠的互動，才能在試錯和學習的過程中不斷臻于完善。

　　再次，通過完善環境，提高製造業創新性投資的回報率。在製造業的發展環境方面，以下3個方面的內容是重要的：一是深化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開放、資源型産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等，形成要素價格對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提高製造業的相對收益率；二是重點對國有經濟的産業佈局進行重大調整，推進國有經濟的産業佈局從重化工領域轉向公共服務等領域；三是切實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和服務。建議國家和各級政府設立中小企業法律事務公共服務機構，為廣大中小企業提供智慧財産權方面的法律服務，切實降低廣大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智慧財産權維權成本。在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的基礎上促進技術市場的發展，使科技型中小企業更多利用技術市場進行開放式創新。

　　此外，還要完善産業政策安排。未來隨著我國傳統産業投資的相對飽和，企業需要通過創新探索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産業發展和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加大，這就需要政府構建“市場友好型”的産業政策，以完善市場制度、補充市場不足、增進市場機能。産業政策手段需要從直接干預微觀經濟行為為主轉向通過培育市場機制、間接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強調研發、技術標準和市場培育的協同推進，促進製造業企業在完善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充分利用本土的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形成獨特的核心能力。（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