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內對外採取雙重標準

　　不平等持續擴大（大勢所趨）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助理、俄羅斯科學院歐洲所高級研究員鮑裏斯·古斯列多夫

　　《 人民日報》（ 2015年07月26日05 版）

　　美國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範。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裏，面臨的問題已經超過了帶來的福利，明顯暴露出重大缺陷。

　　國際學術界對於“民主”的定義有許多不同觀點，但一般都會認為民主政體須遵循四條基本原則：人民主權、多數統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參與。今天，美國民主模式在這些領域正面臨困境。

　　美國壟斷了對民主、人權及其遵循標準的解釋權，指責其他國家違反民主和人權，以所謂不民主為藉口質疑其他國家的選舉結果。試圖告訴其他國家如何構建民主和保障人權，這種行為違反了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國際法基本準則。

　　同時，美國還明顯違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則，導致其自身面臨嚴重問題：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平等，種族、民族和宗教歧視，限制公平選舉，監視持不同政見者，跨國應用美國法律，不當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未經指控無限期囚禁被關押者，酷刑以及在監獄施行超出法律允許的行為等。

　　而且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批准9個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的6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

　　美國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受到嚴重影響。美國對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權的保護是發達國家中最弱的。過去十年裏，美國沒有批准任何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一些重要問題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險、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視。美國還存在著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種族劃分時尤其明顯，並且差距在持續擴大。

　　美國政治學家認為“美國政治中的不平等繼續擴大”，這特別體現在美國大選中。根據美國選舉制度，總統由選舉人團選舉産生而不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産生。並且在美國，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認可的，這就為操縱選舉提供了機會。由於這種選舉制度，美國一再出現當選總統得票少於競選對手的情形。

　　資本在美國選舉中一直髮揮著重要影響。競選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活動，所以競選資金的來源至關重要。政治學家一直認為，競選資金應來自社會組織而不是由個人或商業組織提供，以避免他們對政治的不恰當影響。資金實力在美國絕對是競選成功的“王牌”。美國歷屆總統競選的資金總額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53億美元。因此，一般選民越來越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而更有權勢的階層則越來越接近政府，這種情形發展的最終結果是破壞了民主。富裕階層不僅在社會經濟領域處於領導地位，而且在政治領域擴展其權力，這使得美國成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國家。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觀察了美國大選後，一再建議美國解決對各階層公民投票權的過分限制，尤其是許多選民因未能註冊及諸多繁瑣程式而不能參加投票。歐安組織民主制度和人權辦公室認為，美國的2012年總統大選存在較大的違規。然而，美國政府卻認為，美國的總統大選是民主的標準。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規範的問題在當今美國同樣存在。而且在這方面，它標榜自己為道德楷模是虛偽的。

　　西方政治家和學者一直指責中國不遵守民主原則，但事實與此相反。近年來，中國展示了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權利的決心。這首先表現在改善絕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減少社會不平等和讓更多百姓擺脫貧困。在政治領域，我們看到從鄉村到國家的各級政府官員有序更替，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參與施政併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中國的政治家和學者並不尋求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相反，他們著重強調自己的特殊性，並警示其他國家不要直接複製自己的模式。

　　當然，這並不是説中國解決了所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模式遠未臻完美，中國的領導人也認識到這一點。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並不隱瞞這些困難，而是公開聲明採取解決措施。這將有力保證中國沿著既定道路前進，解決途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並順利實現預定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周小林翻譯）

　　一小部分掌控權力的階層控制著普通大眾

　　“寡頭政治”損害民主價值（勢所必然）

　　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研究員保羅·杜阿特

　　《 人民日報》（ 2015年07月26日05 版）

　　在美國，以具有可實踐性的理念為基礎且受到市場這一無形的手自動調節的民主及資本主義價值觀，實際上已經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給低收入家庭和中産家庭帶來不穩定生活、失業乃至讓他們苦苦求生的各種投機活動、金融泡沫、次貸和債券。為了避免出現這些問題，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不能任由市場波動性和不確定性來影響的經濟領域中，並對這些經濟領域進行干涉。當然，這種干涉僅僅是互補的和有益的。因此，從這點出發，我希望能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如果將美國民眾完全地從經濟、政治、社會、軍事和文化生活中脫離開來，那將會對民主制度帶來巨大衝擊。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來維護民主制度。

　　但是，美國式民主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嗎？有學者已經堅定地認為美國已經不是民主國家；相反，美國政治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由一小部分掌控權力的階層控制普通大眾的寡頭政治。過去這幾年，當全世界，包括美國，因為俄羅斯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在精英階層而習慣於將俄羅斯稱為“寡頭政治”時，很多人還並不太願意接受對美國民主的這種説法。

　　所以，這種説法是正確的嗎？是的，在一定程度上，這一説法得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援。這一結果非常令人不安，因為美式民主一直被譽為是西方民主的範本。確實，普林斯頓大學這份包括1779份政策資料的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經濟領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經濟利益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實質性影響，而普通大眾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團體沒有或者僅有很小的影響力。儘管美國很欣賞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比如普選、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廣泛的公民權利，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報告卻將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機構或者富裕階層控制，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一些遊説活動證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結論並非無根無據，甚至有些人希望報告裏的情況成為現實。事實上，美國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滿了各種遊説團體的活動，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質決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這種寡頭制和遊説團體也很令人擔憂，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灣戰爭，就是貪得無厭的遊説團體為了能源以及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轉而帶來的結果。

　　長期以來，威廉·富布賴特的《權力的傲慢》一書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我們注意到，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會傾向於將他們的力量理解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們會認為他們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他們有著國際任務，以及對其他國家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確的，並且應該被推廣到其他國家。這些國家也會認為他們有責任將其他國家帶離“黑暗”。因此，他們會在善惡之間建立一個二分法並用此來支配他們的外交政策。

　　需要聲明的是，我們並不反對民主，因為民主沒有寡頭政治，沒有財閥統治。作為一個西方人，我理解丘吉爾所説的“民主制度是一種糟糕的制度，但迄今為止，這是我們對政府形式所有嘗試中發現的最好形式”。然而，因為美國是一個巨大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試驗場，並且引發了國際範圍內的憎恨或支援，我很堅定地認為，如今美國的寡頭政治恰恰是全球範圍內戰爭及其他不穩定因素的原因。

　　（展騰翻譯）

　　美國民主並不是適用於其他各國的制度

　　照搬照抄行不通（適勢求是）

　　土耳其中央銀行北京經濟參贊尤科賽爾·戈邁茲

　　《 人民日報》（ 2015年07月26日05 版）

　　丘吉爾曾説，民主制度是一種糟糕的制度，但迄今為止，這是我們對政府形式所有嘗試中發現的最好形式。這一論調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靈。世界上有多種不同的民主形式，從歐元區到拉丁美洲，從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到紐西蘭，或是從橫跨亞歐大陸的俄羅斯到非洲和亞洲，都實行著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為止，“民主”一詞還沒有合適且準確的定義。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上世紀美國的民主制度給全球帶來了福利提升。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對西歐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這一例子是最好的體現。但我們仍需特別注意，中國的發展令人印象深刻，這也得益於自由貿易原則。

　　然而，美國的民主制度並不是適用於其他各國的最佳制度，其他國家簡單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萬事“切不可以偏概全”。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們一直在探索一種適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國的民主制度並非完美無缺。其社會收入不公平、社會安全隱患、教育不公平等問題也面臨著多方挑戰。必須承認，美國企業的大量研究和創新在歷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顯示出美國經濟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被過分誇大了。美國中央銀行即美聯儲不斷調整名義利率，以適應經濟的穩定運作。而制定合適的名義利率，控制貨幣發行量，也被視為美國經濟決策中的難點。冷戰結束以來，過去7年中美國的危機處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鏡。

　　中國走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自由市場的優化資源配置為前提，國家進行合理的宏觀調控，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在這一體制下，國家通過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進行宏觀調控，將社會基本資源合理配置到鐵路交通、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中國的繁榮之路與美國大相徑庭。中國的繁榮也不是建立在所謂“帕累托原則”之上，依賴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相反，滿足個人需求，促進社會團結，構建和諧社會，以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前提下實行國家宏觀調控，以達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純粹的自由經濟制度更優越呢？時間會給出答案。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市場表現並不如我們一直以來所信賴的那樣完美無缺。這場危機所産生的社會混亂讓我們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自由經濟也需要政府制定對市場的長遠規劃和指導。無論是中央計劃，國際清算銀行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還是二十國集團合作，中央銀行的“前瞻性指導”制定貨幣政策、引導市場利率，都是為了減少市場失靈對社會造成的損失。

　　那麼，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否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呢？如果中國持續推進有效的經濟結構轉型，在下一個十年繼續保持當前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那麼中國發展道路的借鑒意義將會變得清晰明朗。中國倡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建設項目，這被視為中國幫助實現全球福祉提升的關鍵信號。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全球有效資源分配中去，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外匯儲備豐厚，同時以其大量的人力資本支援他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這種能力得到最佳運用，那麼不僅僅是美國，世界各國都將從中國發展中獲益。中國的經濟轉型能否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基於全球視角去等待結果和正確評價。我們身處於一個競爭世界，一國表現和其他國家息息相關。在這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國家總是會對其他國家産生影響、提供借鑒。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臧舒邁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