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好政商關係，是從古至今商人階層求生存、謀發展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困擾中國企業家和社會的難題。在逐步走向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建立起新型的政商關係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轉變政府職能、解決好效率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成都政商關係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成都與全國一樣，政商關係出現異化，集中表現為“尋求關係、建立關係、維護關係、利用關係、發展關係”，這種“親密無間”的聯繫往往導致諸多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問題。

　　一是先賦性政商關係。先賦性關係，主要是建立在血緣、親緣、學緣、友緣等基礎上的政商關係。這種政商關係交易成本低，支援廣泛持久，具有先天優勢，有助於一些企業獲取稀缺資源和壟斷發展。

　　二是錢物性政商關係。錢物性關係，主要是通過金錢和禮物建立的一種政商關係。這種政商關係，實際就是錢權交易，具有時效性、不確定性和犯罪性。

　　三是利益捆綁性政商關係。利益捆綁性關係，是將企業生産經營的收益與管理部門官員的收益相掛鉤，讓官員也參與到企業的利益分享中，由此形成的一種利益同盟的政商關係。其形式有“乾股”、“搭股”、“合夥開辦企業”等。

　　四是招募官員性政商關係。官員下海經商，通過邀請和招募官員到企業任職，利用官員的社會關係資源，獲取企業發展的稀缺資源，所形成的一種政商關係。

　　以腐敗為表像特徵的政商關係，其敗壞了黨風、政風、社會風氣，代表了制度缺失的結果。這種異化了的傳統政商關係帶來四大憂患：缺乏平等契約精神、官商“結盟”、靠公關獲取資源、地方政府干預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這種政商關係一旦走入歧途，會演化出氾濫成災的金權政治的現象，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成都傳統政商關係異化的根源

　　政商關係異化的原因是複雜的，有歷史的原因，有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有市場經濟逐利性的影響等等，但從根源上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市場作用的發揮受到諸多制約。現階段政商關係出現扭曲和畸變的現象，追本朔源地分析，肯定與對市場作用認識不夠準確有直接關係。政府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模式，甚至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治理模式還存在於某些官員的頭腦中。他們還停留在以政府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時代。而商人在約束機制不健全的狀況下，他們不會因為勾結官員謀求競爭優勢是不道德的，就放棄獲利的機會。

　　第二，對政府權力界定不清。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建立起來，但還不完善。政府的管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其作用，在哪些領域發揮其作用，並沒有完全認識清楚，這就造成政府的手伸得過長、管得過寬。這些都為官員的權力尋租提供了不應有的空間，也使企業人為的失去了通過市場平等競爭的機會。

　　第三，對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無論是“政”還是“商”，在缺乏有效制約的權力面前，都會存在尋租的可能。政府本應利用手中的權力保護公平競爭的良好市場秩序，但因為沒有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往往淪為個別官員牟取私利的工具。商人之所以要參與其中，是因為與官員結盟或者滿足官員以權力換利益的訴求，可以使企業在權力的庇護下取得排他性的競爭優勢。雖然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制度和法規，用於制約和規範權力，對於日益複雜的權力運作環境而言，這種權力制約制度尚不健全，也未充分發揮作用。

　　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的基本框架

　　新型政商關係，是要去除傳統政商關係中不健康的因素，建立一種邊界清晰、權責分明、交往規範、監督有效、參與有序、激勵有為、合作共榮的新關係。也就是要從傳統的“尋找關係、建立關係、維護關係、利用關係、發展關係”關係型政商行為模式，轉型為“尋找制度、學習制度、利用制度、參與制度修訂、監督制度執行”的法治型政商行為模式。

　　首先，政企分開，權責明晰。新型政商關係強調“官商之間淡如水，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政商之間要權責分明，形成一種平等、獨立的關係。一是政府要加快轉變職能，改變過去對企業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減少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干涉，推動資源配置市場化。要堅持以服務為導向，依法行政，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平臺；二是企業只做市場規則允許的事情，在商言商，不借政府之名破壞市場公平原則。要改變以往以政府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儘快轉變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的新型發展模式；三是政府與企業之間要合力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常態化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明確政府官員的許可權，完善其“權力清單”，明晰企業經營許可權，明確其“負面清單”，從源頭上杜絕彼此之間的“越界”行為。

　　其次，政商互促，共生共榮。新型政商關係是一種“離不開、靠得住”，共生共榮的關係，它旨在實現“政”與“商”之間的和諧式合作與發展。一是政府要著力於把控發展大局，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創建穩定、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二是企業要積極關注自身的健康可持續性發展，與政府保持良好的溝通。要把發展的精力重點放在産品研究、技術開發和服務創新上，不斷強化自身的科技研發實力，把自己做大做強，為政府公共職能的實現創造物質財富。

　　第三，依法守紀，共築底線。構建新型政商關係要有“法”，要使“政”和“商”之間在法治框架下建立一種平等合作的融洽關係，讓法律法規成為政商合作與互動的準繩。一是政府必須依法行政，法無授權則止。必須將政府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政府要認清手中的權力，更要明確擔負的責任，要在法治的制約下實現有選擇、必要性的“管”；二是就企業而言，法無禁止則行。充分行使自主決策權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企業必須做到守法經營、合法營利、依法納稅，不斷強化員工的法律意識、職業道德與職業操守，通過好的市場手段（科技研發、産品創新等），而不是金錢等非法手段來獲取政府優惠政策的扶持。

　　(作者係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工商聯主席、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