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負面新聞不斷管理體制飽受詬病

　　■特約記者 程喆

　　“作協”這一原本和人們沒什麼關係的字眼最近屢次見諸報端。除了給作品和作家之外，人們對文學圈子的關注增加了新的角度，然而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它是因為時常曝出黑幕和醜聞才火起來的。這不禁讓人聯想起文壇並不純凈的傳言，有人認為，作協的行政級別色彩確實模糊了中國作家的身份。

　　作協很忙 互相指責牽扯不清

　　7月3日，實名認證的“紀實作家張弓”發佈微網志文章《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被舉報 還有多少文學大獎可用文物換？》。該文稱：“近日，一封陜西作協副主席閻安向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行賄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檢舉信在各大論壇瘋傳，稱閻安為了得到2014年的魯迅文學獎，向高洪波行賄，用一件國家一級文物換得了魯迅文學獎。”對此，高洪波給予否認，中國作協表示正在調查。

　　正所謂“無書不抄”，在“作者圈”中，最常見的則是剽竊。今年7月，陜西作協副主席吳克敬作品《戶縣賦》被指抄襲。據報道，因為將重復發表的作品充當新作投稿，吳克敬曾經被長江文藝雜誌社發佈聲明公開指責。

　　“作家圈”的混亂不僅在此，今年4月，湖北省作協主席、作家方方在其個人微網志上公開發表《我的質疑書》，稱“T詩人違規晉陞”，“T詩人”田禾則迅速反擊，並反過來質疑方方工資收入等問題。

　　作協主席和副主席在網路上就評定職稱一事交鋒，再一次讓人們目睹了作協中的混亂局面。孰是孰非，還有待事情進一步調查深入，但作協系統內部難稱透明的運作程式，已經展露在人們面前。

　　作協揭秘 其實是“為文學服務”

　　作協究竟是幹什麼的？上海市作協原副主席趙長天説，作協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它為作家提供服務，而不是管作家的。加強作家智慧財産權保護，加強維護作家權益工作。

　　據《瞭望東方週刊》報道，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崎嶸介紹稱，作協在成立之初，有一個概括的説法，就是聯絡協調服務（作家）的；現在來説，作協最大的職能還是服務，服務作家，服務文學。

　　關於服務文學，作協確實有很多活動，比如有五年一次的(作協)全國代表大會、一年一次的全委會、一年兩次的主席團會。此外還有很多會議、座談、調研，把各種思想、精神和對作家的希望及要求，傳遞給作家。

　　評獎也是一項重要工作。作協在全國一流的獎項有4個：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作協還組織作家采風，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調、西氣東輸、青藏鐵路、奧運工程，作協都曾組織作家到第一線去過。

　　加入作協其實也不難

　　2006年，郭敬明等人加入了作協，引發了諸多爭議。爭議可以濃縮為兩個問題：作家是什麼？作協是什麼？

　　加入作協，其實也不難。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崎嶸説：“我們的入會標準很簡單，只要在國內發表過一兩部有影響的作品就行，但主要指的是紙媒作品。”

　　根據作協章程，加入作協需要個人申請。章程第二十條規定：“凡贊成本會章程，發表或出版過具有一定水準的文學創作、理論評論、翻譯作品者，或從事文學的編輯、教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者，經本人申請，團體會員推薦或個人會員二人介紹，經本會書記處徵求申請人所在地區或系統團體會員的意見，由本會書記處會議審議批准，即為個人會員。”

　　這就意味著，只要有作品發表，同時有作協成員推薦，就可以申請加入。

　　除了玩賽車的韓寒外，游離在作協之外稍有知名度的作家都選擇了加入，其中不乏“80後”和“90後”。但申請加入作協的人數眾多，入選需要經過篩選。

　　2013年，中國作協發展會員400多人，報名的卻達到了1500多人。中國作協的新進會員過五關斬六將，並不容易。

　　有時候像“圍城”

　　2009年，鄭淵潔退出北京作協，金庸加入中國作協，當時有人笑稱：“作協像一個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裏面的人想出來。”

　　作協顯然對“想進去”的人的吸引力更大。據《法制晚報》報道，2010年，中國作協按照每年的慣例吸收了378名新會員，經過60多年的積累，當時的會員人數已達9301人。這僅僅是中國作協的人數，如果到省一級，那麼人數將破萬，地級市和縣裏作協的人數就更多了。

　　作家加入作協，一方面認為“作協成員”的身份是對自己的一種認可，對於有追求的作家，作協所提供的平臺的資源是“單打獨鬥”所不能比擬的。

　　據《南方週末》報道，作家李傻傻、張悅然等表示，作協曾向他們伸出“橄欖枝”，收到了第七屆中高級作家研討班的錄取通知書，邀請他們去北京就讀。該班的培訓長達5個月，性質為全脫産就讀，學費、吃住由作協承擔。

　　而對於網路作家來説，更是如此，網路作家在網路上點擊率再高，讀者再多，在現實世界裏還是不被承認。

　　小單位的人情

　　《人民網》刊文稱，想要離開作協的作家，原因很簡單：“不想同流合污”“令人失望” 等。湖南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著名文藝評論家余開偉曾向湖南省作家協會遞交了退會申請書。其理由是“湖南作家協會這些年來逐漸蛻變成極少數人爭權奪利的宗派主義和謀取名利的工具”。

　　《瞭望東方週刊》報道稱，雖然駐會作家的待遇也沒有多高，比如一些省份，每月三五千元錢，但可以保證有飯吃。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檸認為，按照現在的作協機制，是“計劃經濟踩到一半，市場經濟也踩到一半”。 因此，“體制內”作家成了人們形容作協會員的常用説法。

　　在長沙市文聯主席和湖南作協副主席何立偉眼裏，作協就是一個“作協院子”，這個院子“名義上是一個民間社團，卻有官方編制的身份，靠政府撥款養了一批行政人員和幾個作家和批評家”。

　　中國作協會員閻延文在《足協、作協民間組織官僚化》一文中談到，中國作協名義上是民間組織，實際是正部級單位拿著國家財政撥款、享受著市場的待遇、行使著政府的權力。作協官員“同時擁有官員、作家和企業法人等多重身份，可以在官場、市場和文學場之間自由遊走”。

　　正如此次方方質疑同事晉陞一事，就是人情代替了制度的典型事例。“小單位的人情往往就會多一些，一二十人抬頭不見低頭見，人情關係複雜，從領導到管理人員，都是熟人。大家覺得通過關係是可以打破制度的，甚至也都不自覺地遵守這一原則。很多人不管制度，拿到職稱再説，知道有規範，就是不遵守，同闖紅燈一樣，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張檸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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