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産經新聞》旗下zakzak網站7月14日刊登了一篇由日本紀實文學作家高月婧所撰寫的關於南韓為何無緣諾貝爾獎的文章。文章稱，比起日本，南韓是一個更重視學歷的國家。南韓學生的學習任務量遠超日本，但在諾貝爾獎獲得人數方面日本卻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南韓人也疑惑不已，為何諾貝爾獎與南韓無緣。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教育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2014年10月，南韓三大全國性報紙之一的《中央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每到諾貝爾頒獎季就變惆悵的首爾大學”的專欄文章。首爾大學相當於日本的東京大學，是南韓第一名校。雖然每年首爾大學都被寄予獲獎厚望，但至今仍未走出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而反觀對手日本，2014年中村修二，天野浩和赤崎勇三人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首爾大學一位工科教授在專欄文章中做了如下評論：“我本以為南韓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所成長，但從這次的獲獎結果來看，我深感南韓在科學研究方面與日本的巨大差距。”

　　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南韓媒體和教育界再次涌現出“向日本學習”的聲音。

　　南韓作為出口大國一直致力於提高國家品牌形象力。尤其在被視為競爭力源泉的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是南韓國民的迫切願望。但南韓歷史上唯一一次榮獲諾貝爾獎的是2000年前南韓總統金大中的諾貝爾和平獎。而日本僅在自然科學領域便有19位獲獎者。每年諾貝爾獎頒獎季來臨之時，南韓各大主流媒體都會刊登“為何日本能夠獲獎，而我們做不到“等相關的分析評論。

　　與日本的種種比較分析源自南韓的國民性和社會風土。南韓科學技術院(KAIST)的尹德龍名譽教授在接受南韓當地報紙《Financial News》的採訪時指出“南韓忘卻了科學研究的本質，而一味地追求獲得諾貝爾獎，目的性太強“。他還批判固執追求諾貝爾獎的社會風氣最終導致目的與結果大相徑庭。

　　眾所週知，自古以來南韓社會便深受儒教影響，學識與權力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南韓社會盛行學術權威是重要的社會地位象徵的風潮。一位在南韓的日本教育界人士指出“因為諾貝爾獎擁有世界性權威，所以南韓社會對它給予了高度關注“。

　　南韓政府對諾貝爾獎的執著程度也超乎想像。首爾大學人文係一位教授在《中央日報》的專欄文章中指出“比起振興學術界，南韓政府只給那些有望獲獎的學者提供鉅額研究費用“。並且南韓政府還有從海外邀請有望獲獎的研究人員的打算，這種類似爭奪奧運金牌一樣的舉動實在偏離了學術之路。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尹教授還指出，與日本相比，南韓缺少“研究的樂趣”。南韓不應一味執著于獲獎這一短淺的成功，而應向日本學習孜孜不倦享受研究樂趣的精神與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