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達

　　4月15日，亞投行全部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最終確定，其數量也遠遠超出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當年初創之時的31個和28個成員國。

　　6月29日，各方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這家多邊銀行有望在年內正式成立。與此同時，一位來自中國的資深金融家也走上前臺，他就是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

　　曾是“英語奇才”

　　今年66歲的金立群被稱為“中國的金融外交家”。他曾以副部級高官身份在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擔任5年副行長，是亞行的首任中國籍副行長。

　　回溯到1988 年，他曾任職於世界銀行，為世行中國副執行董事，此後歷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副部長，同期還兼任中國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的副理事。

　　學生時代被稱為“英語奇才”的金立群，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師從著名英語教育家許國璋。1980年，金立群從北外碩士畢業並獲得留校機會。就在他一心規劃著未來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時，中國加入了世界銀行，金立群被他的老師許國璋推薦到世界銀行工作。

　　儘管起初不情願，但許國璋的一番話讓金立群後來一直銘記在心。他説：“我們國家也許需要上百個英美文學方面的專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經濟、懂金融的人才。”

　　1980年，中國剛剛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打開國門的中國，看到了自己在經濟、科技、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各領域與發達國家的懸殊差距。

　　金立群進入世行後，利用閒暇時間，如饑似渴地閱讀西方經濟經典，並曾作為美國國務院資助的漢佛萊學者攻讀了經濟學研究生課程。

　　經驗豐富的金融外交家

　　此後，他發表了多部譯著和專著，希望把西方的金融實踐和有關國際金融制度的理念帶給國內讀者。

　　他翻譯的號稱“美國金融史第一書”的《摩根財團》一版再版，發行量達數十萬冊，遠銷東南亞國家。2001年，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金立群出版了傾力之作《新國際金融體制與中國》，詳細介紹和總結了他對國際金融體制的理解和看法。在擔任財政部副部長後，金立群一直活躍于國際經濟事務活動中，參加了許多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包括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以及東盟“10+3 會議”和G20財長會議。

　　參加這類國際會議，深厚的英語文字功底是一項關鍵能力。各國代表常常為了公報中的一個詞爭執不休，金立群總是很有耐心地和各國代表“磨”，既言之有理，也表達得體，還爭讓有度，直到最後會議文件充分體現中國政府的立場、主張和原則，維護了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關注發展中國家問題

　　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的豐富經驗和對資本市場的深刻了解與體驗，奠定了金立群日後出任亞行副行長的基礎。

　　金立群曾見證1981年中國從世界銀行獲得第一筆開發性貸款，此後20年更是親歷和經手世行與亞行在中國的許多貸款項目。這讓他深深地感受到，國際性金融機構對於急需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也讓他對“高大上”的國際機構如何真正服務於發展中國家、合作共贏的理念如何結合迥然相異的各國國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的認識。

　　就任亞行副行長後，金立群很快意識到，就事論事來談為發展中國家減輕貧困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國際金融機構應該幫助他們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制約在於能源、交通、通訊、供水等基礎設施的匱乏，繞開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機構將是舍本逐末。

　　在亞行，他負責南亞、中西亞和私營部門的貸款業務。上任僅4年多時間裏，在他主導下的貸款業務規模和品質迅速提高；對私營部門的貸款量從原來不到3億美元的規模，一路飆升至近20億美元的規模，資産品質大大提高。

　　中國方案與多邊合作

　　關於中國的角色，金立群説，亞投行雖是中國發起設立的，但亞投行不是服務於中國的銀行，而是會優先投資低收入的亞洲國家。在眾多成員國中，中國的GDP規模最大，這才決定了中國的出資額最高，這對中國而言，是義務而不是權力。今後，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將稀釋自己的股份。中國不會以老大自居，而是會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儘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

　　目前，能幫助亞洲地區進行開發建設的現有國際開發金融機構僅有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其資本金分別約為2230億美元和1600億美元，並且其職能十分廣泛，如亞行總貸款的40%是投向教育、健康、扶貧和環保等社會領域，真正用於基建的資金捉襟見肘。因此，設立一家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的多邊金融機構的倡議引起了亞洲國家的共鳴。

　　關於亞投行的投資區域範圍，2014年11月，剛剛卸任中金公司董事長的金立群在迪拜舉行的一場金融合作論壇上，首次給出了明確的劃分，即包括亞洲和大洋洲，但不包括非洲。由於亞投行的資源有限，會優先投資亞洲，尤其是亞洲低收入的國家，投資領域主要包括能源、電力、通信、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發展和物流等。（原載《中國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