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戰結束70週年，很多國家籌辦盛大活動以作紀念。在亞洲，由於缺乏誠意、反省不夠，日本因戰爭和歷史認識問題持續引發同鄰國的爭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歐洲，德國人用不遺餘力的反思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剛剛卸任國際歷史學會會長職務的尤爾根·科卡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再次強調承擔歷史責任、反思過去罪責的重要性。他還表示，法德能夠和解，基石是德國真誠的反思。

　　讓德國反思的五種力量

　　環球時報：德國為什麼能對二戰做徹底反思？

　　科卡：在德國，人們對戰爭的反思不是一蹴而就的。上世紀50年代時，對戰爭的討論仍有很多禁忌，人們會儘量避免捲入與納粹相關話題的討論中。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在德國，納粹的歷史及其殘余勢力成為目標，針對納粹的討論開始了，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拉開帷幕。到80年代，當西德總統魏茨澤克在紀念二戰結束40週年演講中説“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們大家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了出來”時，才標誌著德國社會對歷史罪責認識的成熟。整個德國經過幾十年才對過去的歷史有公開的反省。

　　其次，我想強調二戰時期佔領國尤其是英法的作用。他們打敗並佔領德國，發現了那些殺戮猶太人的集中營，同時他們將納粹的暴行以各種形式公之於世，開啟了對德國人的再教育歷程。

　　再次，知識分子發揮了極大作用。他們參與公共辯論，探討這個民族犯下的錯誤，一股強烈、公開批判歷史的民意得以形成，公開批判和反思在德國逐漸成為一件被接受乃至被贊同的事。

　　第四，和一戰相比，德國在二戰中的失敗更徹底。反法西斯同盟徹底摧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政治和司法等體系，這是德國能夠徹底否定納粹、完全認罪的基礎。德國人目睹了戰爭的發生以及最後的失敗，沒有人想重蹈覆轍。

　　最後，對歷史認真的反思幫助人們在戰後德國國家重建時形成對國家的新認同。就我們這代人來説，我們的感覺是，我們將過去的“惡”深刻地銘記，是為了讓我們自己從過去的錯誤中走出來，不重蹈覆轍，建設一個全新、更好的德國。這種積極的認同有助於德國在戰後迅速融入歐洲乃至西方世界。

　　環球時報：在您列舉的五種原因中，哪一種您認為是最主要的？

　　科卡：戰爭的失敗，並且這種失敗是可以接受的。相比一戰不公平的戰後安排，二戰的失敗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説是可以接受的。德國人確認了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並通過公開辯論促使大多數民眾開始正確地反思。

　　只有誠實才能發展成民族自豪感

　　環球時報：日本到目前為止還拒絕承認侵華歷史，您認為德國是不是有值得日本借鑒學習的地方？

　　科卡：我並不是特別熟知日本的情況，但是我覺得任何國家都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面對歷史，而最正確的方式就是誠實。這種誠實不是犧牲。對一個國家來説，接受並反思過去犯下的罪行，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這種誠實最終會發展為一種民族自豪感。

　　從國際社會的層面來講，正是因為有了阿登納(西德首任總理)開啟的反思，戰後德國歷屆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化解德國與法、英之間的世仇，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厘清與東歐各國間的積怨。這反過來使得戰後德國在外交上更主動，更容易被西方世界所接受。

　　所以你問我日本需要借鑒德國的地方，我覺得日本還是應該學會認真地反思歷史，承認過去犯下的罪行，以此作為歷史契機來更好地加強大家對國家的認同和增強國家信譽。

　　環球時報：在這一過程中歷史學家發揮了多大作用？

　　科卡：歷史學家在德國是很重要的職業。從19世紀開始，他們在統一的民族國家建設中開始發揮作用，儘管有時候會扭曲歷史以顯示德意志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但不可否認，他們在強化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自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戰後，德國建立了一些專業的歷史研究機構，比如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它致力於研究1933年到1945年間的德國歷史，主要就是納粹統治時期。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那時候在大學裏，納粹歷史還是一個學者不願意觸及的課題。在這些研究機構建立後，歷史學家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國會、在戰爭紀念日發表演説，他們接受大眾媒體採訪來講述德國過去犯下的錯誤。

　　中日不具備當年法德和解的政治氣候

　　環球時報：您認為法德和解模式適用於中日關係嗎？

　　科卡：法德能夠和解有多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冷戰，當下的中日不具備這樣的歷史條件。戰後初期，法德兩國有很多敵對和猜疑，法國希望戰敗的德國一蹶不振。而當冷戰的鐵幕拉下時，美國認為蘇聯才是最大威脅，於是通過一系列方法如馬歇爾計劃等，重新整合歐洲，此時的蘇聯不僅被美國還被其他歐洲國家視作威脅。法德和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啟動的，在目前的中日關係中我看不到有這樣共同威脅的存在。

　　另外，法德有相近的傳統、哲學，都經歷過啟蒙運動和民族國家建設，這樣深厚的歷史文化共通點未必能在中日關係中找到。

　　最後，我想強調，德國對歷史清醒誠實的反思是法德能和解的基礎。很多經歷過戰爭的德國人目睹了戰爭招致的法國人的仇恨，於是大家開始反問：這樣值得嗎？在中日關係中我沒有看到這種反思。

　　環球時報：有人將納粹的出現視為德國歷史的必然，認為其植根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您如何看待這種説法？

　　科卡：任何國家都有其發展的特殊道路，德國也不例外。歷史上德意志強有力的官僚系統、對權威和秩序的絕對服從都使其不同於英法。然而，二戰之後，當人們開始反思戰爭時，“特殊道路論”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被批判的理論。所以在1945年後，“特殊道路”開始被用來解釋為什麼德國會出現納粹、法西斯，為什麼走上一條和英法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我看來，原因很多，最主要是一戰的戰敗。但“特殊道路論”認為德意志歷史上就有一些內在缺陷，比如自由觀念淡漠，沒有發展出英法那樣健全的民主制度，而長時間徘徊在威權政治中，加之後來的保守主義、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從而為納粹的出現提供了可能的土壤。(記者 鄔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