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從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這一基本國情出發，我國經濟具有巨大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未來發展空間還很大。

　　●作為“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這三大國家戰略的佈局和實施，標誌著我國經濟發展在空間格局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將會充分利用和發揮我國經濟的巨大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釋放出需求面和供給面的巨大潛力，凝聚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的力量。

　　●新一輪上升週期不是單純地讓經濟增速適度回升起來，更不是要重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狀態，而是要實現有品質、有效益、可持續的回升。

　　2015年是落實“十二五”規劃的最後一年，也是黨中央關於“十三五”規劃建議的編制之年。近日，習總書記指出，“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要系統謀劃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十三五”時期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既定目標，著眼于我國未來5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將會有哪些特點？面對不斷加大的下行壓力，宏觀調控應如何發力？帶著這些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研究員。

　　“十三五”開局之年所面臨的宏觀經濟波動態勢

　　《經濟參考報》：明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您認為，從經濟週期角度來看，明年的宏觀經濟波動態勢有哪些新特點？

　　劉樹成：2016年所面臨的宏觀經濟波動態勢一個顯著特點是我國經濟增速在2007年達到14.2%的高峰之後，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中，2010年經濟增速略有上升，達到10.4%，但總的看，到2015年，已連續8年處於下行調整之中。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並不是以近10%的高速直線增長的。從經濟增長率波動10年左右的中長週期來考察，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速經歷了三次上升與回落的波動過程。

　　第一次上升是1982—1984年。GDP增長率從1981年5.2%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2%的高峰。

　　第一次回落是1985—1990年。GDP增長率從1984年15.2%的高峰，回落到1990年3.8%的低谷，下行調整了6年。

　　第二次上升是1991—1992年。GDP增長率從1990年3.8%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

　　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GDP增長率從1992年14.2%的高峰，回落到1999年7.6%的低谷，下行調整了7年。

　　第三次上升是2000—2007年。GDP增長率從1999年7.6%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2%的高峰。

　　第三次回落是2008—2015年。GDP增長率從2007年14.2%的高峰，回落到2015年7%的低谷，回落7.2個百分點，下行調整了8年。是上述三次回落中歷時最長的一次。

　　“十三五”時期經濟走勢存在四種可能

　　《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意味著“十三五”時期的宏觀經濟走勢與此前的高增長時期相比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您認為，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如何？

　　劉樹成：對於“十三五”時期的宏觀經濟走勢，我認為大約有四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一路下行。由7%，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或更低。政策含義：宏觀調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而使下限不斷下移。

　　第二種可能性，一路走平。在7%左右一路走平。政策含義：繼續守下限。

　　第三種可能性，重返10%以上的高增長。政策含義：強刺激。但是這種可能性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為什麼又把它作為第三種可能性呢？因為現在有人不願意講“回升”，認為“宏觀調控只為托底，不為抬高”。如果你説經濟增速會出現回升，就説你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長的老路。所以，這裡就作為第三種可能性單列出來了。

　　第四種可能性，遵循經濟波動規律，使經濟運作在合理區間的上下限之間正常波動。

　　我主張要爭取以上第四種可能性，但這並不容易。

　　新常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

　　《經濟參考報》：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但也有人將新常態理解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對此，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如果真是一路下行，將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劉樹成：對於這種片面認識我們應予高度重視，因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將會給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

　　其一，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將使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難以實現。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的回落，到2014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長率的邊緣。今後，若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從2015年起，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將會降至6.7%以下。到2020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就不能實現翻一番的目標了。

　　而對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來説，由於2011至2014年這4年增速較高（分別增長11.4%、10.7%、9.3%和9.2%），按照翻一番的要求，從2015年起和整個“十三五”時期，只需年均增長5.2%。一般説來，這是可以實現的。

　　其二，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將使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的實現面臨風險，特別是將會嚴重影響市場預期和企業投資。

　　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5年已有增長的基礎上（分別增長9.5%、7.7%、7.7%、7.4%，2015年暫按年初經濟增長預期目標7%估算），“十三五”時期，GDP需年均增長6.5%。有機構預測，到2020年，GDP增長將一路下行到6%或更低。若這個下行較緩，“十三五”時期年均增速不低於6.5%，則GDP翻一番的目標仍有可能勉強實現。若這個下行過快，使年均增速低於6.5%，那麼GDP翻一番就成了問題。即使翻一番勉強實現，但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一條從2007年之後至2020年長達13年的下行軌跡。這將造成一种經濟增速不斷下降的預期，極不利於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

　　其三，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將會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長。

　　2014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8.6%，為1992年以來，即23年來首次進入個位數增長。2015年1-5月累計，與上年同期相比，全國財政收入僅增長3.1%。今後，若經濟增速一路下行，財政收入增速也會一路下行。這樣，需要財政支援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關改革措施、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社會保障的擴大、收入差距的調節等，都會受到影響。

　　因此説，新常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從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這一基本國情出發，我國經濟具有巨大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未來發展空間還很大。

　　為“十三五”經濟增速適度回升積蓄力量

　　《經濟參考報》：2012、2013、2014年的3年，為了保證經濟平穩增長，宏觀調控每年都採取“微刺激”與“保下限”政策，打了3次“下限保衛戰”，每年形成了一個迴圈圈，即“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迴圈圈。您認為，要擺脫這種迴圈圈，擺脫年年打“下限保衛戰”的被動局面，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十三五”規劃應重點從哪些主要方面入手從而找出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的力量？

　　劉樹成：要擺脫上述迴圈圈，擺脫年年打“下限保衛戰”的被動局面，把握經濟運作合理區間的中線，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簡單的放鬆政策、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等在短期層面所能解決的。當然，也不是靠“大水漫灌”、“噴灌”、“滴灌”。我們不能僅就短期宏觀調控的力度問題去爭論，不能僅就宏觀調控是該松還是該緊、是微刺激還是強刺激去爭論。同時，也不是靠簡政放權、僅靠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所能解決的，市場機制具有自發性和下滑慣性。當務之急需要從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更高層面來解決，也就是要從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的頂層設計層面來解決，尋找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層面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從而尋找對於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的力量。

　　2015年黨中央關於“十三五”規劃建議的編制，以及2016年初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實施，將會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情況下，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將會形成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的力量。其中，特別是作為“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這三大國家戰略的佈局和實施，標誌著我國經濟發展在空間格局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將會充分利用和發揮我國經濟的巨大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釋放出需求面和供給面的巨大潛力，凝聚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的力量。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所經歷的3次上升過程來考察，其中，相關的五年計劃或規劃的實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在第一次上升過程中，1982—1984年，正值“六五”時期的第2、3、4年；在第二次上升過程中，1991—1992年，正值“八五”時期的第1、2年；在第三次上升過程中，2000—2007年，正值整個“十五”時期，以及“十一五”時期的第1、2年。參考這種情況，“十三五”規劃的啟動和實施，有可能積蓄起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經濟增速止跌企穩，並適度回升。這樣，2015年經濟增速的回落有望觸底，即有望完成階段性探底過程，“十三五”時期有可能進入新常態下的新一輪上升週期。新一輪上升週期不是單純地讓經濟增速適度回升起來，更不是要重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狀態，而是要實現有品質、有效益、可持續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勢，營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作環境，更好地實現穩增長與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機結合，更好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奮鬥目標。

　　現在，人們常説，我國經濟發展處於“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我認為，還應該加上一期，即新的政策探索期，是“四期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