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沒有任何一個國際機構比得上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分量與得到的關注度。自從1986年啟動復關談判以來，中國與WTO之間的每一次變動與進展，都牽動著億萬人的心弦。大到汽車和光伏，小到食用油和紡織品，WTO與中國之間是國內大眾在生活上各方面的牽連與羈絆。如今，有消息説中國在WTO的保護期即將到期，國內諸多産業會受到巨大衝擊、行業面臨重新洗牌的命運……一瞬間，不明真情的人們有些慌神了。

　　“這是其他國家的保護期”

　　既然涉及每個普通人的生活，那麼擔心自然是正常的。只是對於什麼是保護期、保護期從何而來又何時結束，大多數人可能做不到了然于胸。未雨綢繆固然正確，若前提是不明真相就難免杞人憂天。所謂的“保護期”實際上是中國在加入WTO時逐步全面接受該組織規則的一個過渡期，而“15年保護期”則涉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中關於反傾銷時市場經濟的認定與否。

　　“15年的過渡期是他們的保護期，哪是保護中國的！”81歲高齡的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笑著説。

　　中國原本是關貿總協定的發起方，而關貿總協定是WTO的前身，但是我國曾經因為歷史問題退出關貿總協定，待到中國再次要求加入該協定的時候，關貿總協定已經設立了專門的國際組織對接此事。薛榮久告訴《經濟》記者，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果加入這個組織，如何接受它的規則。“當時其他成員國已經談判結束，規則制定完畢，中國必須接受既有規則，可是我們在國際貿易上的各方面都做得不到位，一下子不可能達到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的自由化程度”。因此，中國在關稅、非關稅以及智慧財産權方面都有一個逐漸接受規則的過程，這就是“過渡期”的根源。

　　可是過渡期也因行業而異，8年、10年、12年的都有。而15年的説法，則源於WTO對於國際貿易反傾銷的規定。按照薛榮久的分析，反傾銷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出口價格低於國內正常價格且對進口國相關市場造成傷害。後者的調查依靠進口國的組織或機構即可，但是前者則需要進口國對出口國市場進行調查以核實出口國相關産品的國內價格。“當時，世界貿易組織的其他成員國不贊同反傾銷的可比價格以中國自己的國內價格為標準，理由是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薛榮久説，“他們認為中國的價格存在虛假性，而且很低，如果按照中國的價格走，那其他國家的市場難以承受”。最終，經過談判，中國和WTO共同確定，自加入WTO起15年內，關於反傾銷可比價格的確定，採用個案原則處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而個案處理的原則就是：如果涉案中國企業或者整個行業能夠自證達到市場經濟水準，那麼可比價格就是産品的國內價格；如無法證明，則採用替代國價格。

　　這樣一來，“15年保護期”的説法不僅不對，反倒是恰恰相反。而這一過渡期也即將在2016年11月6日結束，並非網路媒體流傳的今年7月。

　　一本萬利並不現實

　　那是不是一到2016年11月6日，中國就確定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並且萬事大吉了呢？

　　顯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並不這樣認為。雖然15年過渡期結束後，其他國家難再以反傾銷的問題限制中國的國際貿易，但是“他們會琢磨其他新招兒”來達到目的。因為在丁一凡看來，過渡期一旦結束，WTO和其他成員就必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定價，為我國出口貿易提供更好的外界環境，這一點已經讓其他重視或者依賴出口的國家憂心了。

　　丁一凡説：“曾經依靠反傾銷來束縛中國出口的一些國家，在15年過渡期結束後，就難以再繼續這樣做。而中國企業的外貿、投資環境理論上會更加暢通無阻，但是歐美國家的企業會擔心自己是否競爭得過中國企業；所以，他們都在拼命想新的約束中國出口的辦法。”丁一凡表示，這些國家可能會對中國設置更多貿易壁壘。

　　然而，薛榮久卻認為，想要繼續限制中國的國際貿易，並不需要新的手段，繼續在反傾銷上也可以搞出名堂。2016年11月6日以後，替代國可比價格不再適用於中國，但是這不等於中國的出口企業會一本萬利。薛榮久指出，在國際反傾銷的調查中，出口國的國內價格不是確定地表現為實際價格，也有可能是應然價格。他表示，其他國家的調查組同樣可以來中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通過一系列審計和計算，最後認為實際價格不應該作為國內價格，而將得到的應然價格作為國內價格。他説：“這個從理論上也正常，因為我們自己的企業也可能打價格戰、惡性競爭，有可能為其他國家製造反傾銷的新機會。”

　　此外，薛榮久特別指出，因為我國各地方政府對自己企業的支援和保護，各種補貼層出不窮，而其中一些在WTO的規範中是不被允許的。在WTO內，補貼大致分為3種：禁止補貼、可訴補貼和不可訴補貼。最後一種，是政府對於提供公共服務企業給出的補貼，被WTO許可，而禁止補貼則是對出口産品的直接補貼，被WTO禁止。值得注意的是，可訴補貼往往是政府對於企業在環境和科技研究方面的資金支援，這類補貼因為針對的環節和對象比較隱蔽，所以是最容易在國際貿易上出現爭端的地方。薛榮久認為，中國存在很多類型的可訴補貼，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限制中國出口的可能。

　　入世目標的實現超出預期

　　看上去，WTO規則紛繁複雜，中國入世貌似是惹了一身麻煩。可如今，回頭看中國借助WTO取得的成就，不難發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在正確方向邁出去的穩健步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室主任東艷告訴《經濟》記者，入世至今，中國取得最直接的成就是全球貿易地位的提升。

　　入世十餘年間，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逐漸加強，佔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4.0%提升至2013年的13%，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在出口方面，中國出口規模于2004年起超過日本、于2007年起超過美國，逐漸與歐盟的出口規模接近。如果以國家為統計單位，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額的11.7%，2014年這一數據又進一步提高到12.2%。此外中國進口占全球比重也逐年增加，至2013年，中國進口額度佔全球進口份額達到10.3%，為全球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如果以國家為統計單位，中國排在美國之後，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

　　此外，中國對於入世承諾的完成，“是WTO所有成員中完成最好的。”東艷指出，加入WTO後，特別是從2001年至2006年，中國貿易政策的重點就是進行對外貿易體制調整，履行入世承諾。這一期間，中國開始了以WTO規則為基礎的對外貿易體制的全面改革，從政策性開放向體制性開放轉變。此外，WTO的規則體系為中國實現經濟制度改革提供了參考，成為促進我國制度改革與創新的重要動力。截至2010年，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建立起了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成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

　　這一點也可從WTO對中國的態度上看到。世界貿易組織有個規定：按照成員國在該組織的國際貿易份額排名，對前五名成員國的外貿政策每兩年審查一次，第六位到第二十位，每四年審查一次。據薛榮久回憶，“中國剛剛入世的十年，經歷的審查是最嚴格的”，不僅每四年接受一次例行審查，此外還有每年一次的特別審查。”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市場預見性比較差，制度不健全，對國際投資者來説不安全，很多地方還不符合WTO的規定。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用特別審查的方式讓我們必須去落實改革。”但是2012年以後，中國就只需要接受每兩年一次的例行審查，並且成為了WTO的監督員。

　　薛榮久告訴《經濟》記者：“曾經在國際會議上，有美國的教授直接跟我説，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有史以來最大的受益國。”也許，一位外國學者的話只代表一種態度，可中國取得的上述所有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如今，15年過渡期限將滿，我們要怎樣做才能更上一層樓呢？

　　提升法律規則意識，苦練內功

　　在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陸燕看來，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就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上，還有理念的改變，那就是整個中國，從政府到企業的規則意識得到了提升。陸燕説：“我們的規則意識有所提升，但是仍然需要很大的進步才行”。

　　以反傾銷為例，陸燕向《經濟》記者分析了規則意識的重要性。近幾年來，歐盟對中國光伏産業的反傾銷調查頻頻出現，每一次都會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去解決，每一次也都能得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結果，可是為什麼還是會一遍遍出現類似的爭端呢？“因為反傾銷調查和談判是政府和政府之間在接洽，但是實施傾銷行為的是企業，如果企業不去遵守政府之前的協議，那麼之前的努力就容易付之一炬”。她這樣説。

　　陸燕表示，反傾銷行為一旦確定，採取的措施有兩種：一是要求出口國進行價格承諾，二是徵收反傾銷稅。到底是哪種措施，需要兩國政府進行溝通。通常情況下，中國政府會和對方政府談判，採取價格承諾的方式來確定一個兩國都能接受的價格。但是落實價格的是企業。問題就在這裡，剛開始，企業一般會老老實實地按照價格承諾去做，但是時間一久，可能會舊態復萌。在她看來，這就是不尊重規則的表現。在國際貿易交往中，兩國政府間的協議應該像法律一樣得到足夠重視。同樣，反補貼也是類似的道理，不過行為者在這裡是地方政府而已。她透露，中國各地方政府大大小小的補貼特別多，很多在國際貿易上不被許可；然而，在大數據、雲時代的背景下，貿易行為與手段都極其透明，難以遮掩。因此，自作聰明並不可取。

　　企業的行為固然可以理解——誰不希望自己佔有更多的國際市場，誰不希望自己的産品受到更多用戶的喜愛。陸燕表示，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是手段卻不科學。“比如日本，科技産品得到全世界的承認，這是真正的競爭力體現。”陸燕認為，我們的企業想要提升自己，不能依靠最缺乏技巧的價格戰，而需要運用創新、科技手段，增強産品品質，增加花色品種，依靠降低成本來降低價格。而這，才是真正達到市場經濟水準的企業。“提練內功才是正道，其他的都不長久。”

　　在她看來，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也以對WTO規則體系的全面遵守為基礎完成，因此企業也不妨多投入一些精力了解WTO的規則。的確，距離遙遠的不同國家的人互通有無，沒有規則難以建立信任關係，而沒有信任又怎麼會有長久的貿易？

　　中國需要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

　　未來，中國在WTO的路要怎樣走呢？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接受規則、熟悉規則、運用規則的過程，“這個過程給了中國企業和政府足夠的時間為將來任何情況做充足的準備”，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深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建這樣説。因此，就算2016年之後真的出現其他難題，中國也沒必要擔心；當前更重要的是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陳建指出，WTO的文件語言中沒有漢語，目前所有官方文件以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存檔，對中國來説這是不利之處。語言之間儘管可以翻譯轉換，但是不同語種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遇到爭端的時候，不能用漢語去辯論和解釋，對我們的企業和政府來説成本都很高”。

　　對此，薛榮久表示贊同，同時他也指出，因為中國是以“加入”的方式成為WTO成員的，因此我們沒有參與規則制定，只能被動接受，而這其中就有一處不足。薛榮久説：“我們之前從未提過，那就是中國沒有自己對市場經濟的定位”。他表示，該組織的許多其他成員都在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於市場經濟標準的備案，而這些標準不同。中國的企業到這些國家投資，或者與這些國家進行交易的時候，都需要按照人家的標準去做，按照薛榮久的説法，就是“自己沒有就要聽別人的嘛”。

　　因此，中國下一步就需要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陳建指出，中國在WTO內不僅自我承諾完成良好，而且也主動監督其他成員國的行為，因此我們從態度上有這樣做的資格。另外，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全球上都數一數二，不管是貨物、服務還是智慧財産權領域，産業和産品都非常健全豐富，有制定規則的實力。

　　然而，制定規則的機會從何而來呢？從2002年開啟的多哈回合談判至今也沒有取得矚目進展，這就是中國的機會。薛榮久認為，這一輪談判之所以進展緩慢，一方面是因為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合作放緩，另一方面則是發展中國家不斷取得話語權，歐美國家難再獨大，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需要更多時間來平衡。他指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裏面發展較好的國家，“一方面可以和發達國家説上話，另一方面也和發展中國家有共同語言”，中國是WTO比較核心的成員，可以承擔類似樞紐的職能。

　　與此同時，薛榮久還特別提到，中國在取得更多權利的同時不能忘記承擔更多責任。“中國當前的國際定位比較特殊，簡單地説，我們是發展中大國，那麼發展中的比較小的國家就可能需要我們的幫助”，這一點，也是國際社會很關注的問題。而談到規則制定，他強調中國不是“重建”國際貿易規則，而是“續構”，好的一定要接受，不好的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