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WTO將在今年7月底制定後巴厘談判工作計劃，成員除了將農業、非農和服務三項核心議題談妥之外，還要保證在發展等其他議題上作出承諾。各方還期待，今年12月在肯亞內羅畢召開的第12次部長級會議上，成員能夠達到2/3這個核準數字，從而使《貿易便利化協定》生效。

　　今年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20週年，將先後舉行幾次小型貿易部長會議以及第10次部長級會議，多國希望久拖不決的WTO談判能在2015年有所突破。

　　日前，在由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主辦的“世界貿易組織工作産業通氣會2015年第一次會議暨外經貿諮詢顧問委員會2015年第二次例會”上，記者了解到，今年WTO確定議程，在7月底要制定後巴厘談判工作計劃，成員除了將農業、非農和服務三項核心議題談妥之外，還要保證在發展等其他議題上作出承諾。

　　各方還期待，今年12月在肯亞內羅畢召開的第12次部長級會議上，成員能夠達到2/3這個核準數字，從而使《貿易便利化協定》生效。目前已有4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國內核準程式，我國相關文件也已上交國務院法制辦進行審核。

　　與會的專家、學者及相關部門負責每人平均認為，多邊貿易談判是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一個重要平臺，對處在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而言意義重大。中國要主動提出建設性意見，中國企業也應該積極參與到談判過程中，反映自己的真實訴求，亮出自身的立場，從而在多邊談判中爭取主動，維護自身的利益。

　　多邊談判對中國意義重大

　　據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介紹，今年WTO確定了一個議程，就是在7月底要制定後巴厘談判工作計劃，這個工作計劃要確定多哈回合談判的要素。與此同時還有一項議程，就是要讓糧食問題、糧食安全問題找到一個永久的解決辦法。此外就是希望《貿易便利化協定》能生效。

　　有分析指出，WTO和多邊貿易體系未來的前景如何，取決於後巴厘談判的進程。而我國作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最大的市場，對其關注一直有增無減。

　　“多哈回合談判對中國的意義非常重大，既是中國的戰略發展需要，也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發展的需要。”王受文指出。

　　王受文表示，如果與澳大利亞和南韓的自貿協議生效，中國和全世界4.3萬億美元的貿易額裏將會有38%和自貿協定相關，但還有60%多的貿易量不是來自中國的自貿夥伴。如果WTO談判進展順利，印度也是成員、巴西也是成員、俄羅斯也是成員，這些國家都要降關稅，這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意味著開放了他們的市場。

　　王受文還指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等一些區域貿易協定如果生效，對中國影響也很大。“就拿鞋來説，耐克、阿迪達斯關閉在中國的鞋廠，轉移到越南去了。如果TPP生效，他們之間的鞋貿易就是零關稅，包括越南在內的東盟很多國家的鞋都出口到美國去了，國産鞋在美國有17%~50%的稅，無法和這些國家競爭。所以我們要在WTO談判中解決這些事情。”

　　此外，他還表示，在經濟新常態之下，我國服務業佔比會大大提高，所以我國在WTO裏就要有服務業談判，我國要開發國外市場，另外也需要別國來開發我國市場。

　　在規則談判方面，王受文也指出，我國從發起第一例反傾銷調查至今，一共90多起，而僅去年一年，別國對我國發起的反傾銷數量就超過了這個數字。

　　《貿易便利化協定》進展順利

　　作為多哈回合談判2011年啟動以來達成的第一個有約束性的多邊協定，《貿易便利化協定》（以下簡稱《協定》）的生效對我國和世界貿易的影響深遠。但根據相關的規定，2/3成員完成國內核準程式後才能生效。因此，各方期待今年12月份在肯亞內羅畢召開的第12次部長級會議，成員能達到2/3這個核準數字。“現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和模里西斯已經完成了國內核準的程式，我國現在各部委已經會簽完畢，國務院法制辦正在進行審核。”商務部世貿司談判副專員李毅紅在會上透露。

　　根據經合組織研究報告估算，貿易便利化有望降低10%~15%的貿易成本，每年為全球創造1萬億美元的收益和2100萬個就業崗位，幫助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10%、發達國家出口增長5%。其對我國的影響自然不言而喻。

　　李毅紅表示，我國作為第一貨物貿易國，進出口本身量大，各國如果能夠便利貿易降低我國的進出口成本，加快我國貿易流動，自然可享受到比較好的利益。另外，其對於我國本身的體制改革，包括口岸的綜合治理和現代化水準的提高也會産生很重要的影響。

　　此外，李毅紅還表示，在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對中國越來越重要，而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市場中，部分發展中成員的貿易便利化水準相對來説比較落後，通過《協定》，一方面可以敦促他們儘快提高相關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發達成員包括中國這樣有能力的發展中成員，將給予有困難的發展中成員以資金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援，幫助他們提高海關的水準。

　　中企應多關注非關稅壁壘

　　目前歐美的企業已開始關注多邊談判，他們經常在談判過程中進行多方遊説，以解決他們的關切。因此，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孫振宇建議，中國企業應對此多加關注，同時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才能為自己營造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對於企業應該如何做，不少業內人士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指出，中國企業在關注關稅下降的同時，還要多考慮非關稅因素的影響。他認為，在關稅下降成為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的背景下，非關稅的因素顯得越來越重要，包括價格品種、售後服務等。“在大家都在控制通量的情況下，關稅降低可能有利，但是現在國際貿易品種多樣化、需求多樣化、市場多樣化，因此可能非關稅因素更重要一些。中國企業要考慮到將來如何通過非關稅培養自己的市場競爭能力、開拓市場的能力，中國企業要做好準備，不要寄希望於中國繼續實行高關稅政策。”薛榮久説。

　　駐日本使館經商參處原公使呂克儉也提醒，在規則制定和貿易便利化方面，除了關稅的考慮之外，還有一些“玻璃門”現象。“像日本等國家也有這種現象，有的外國企業雖然進去了，但由於不了解當地的規則和習慣，很難維持或只好被迫撤離。”呂克儉説。

　　呂克儉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時候，在世界貿易規則方面要有自己的考慮。要學會借用外腦，借用外面的力量，包括駐外使領館的經商處和經商室。“比如華為，在日本市場做得也很好，在橫濱搞了一個研究中心，用的就是當地的人力資源。”呂克儉説。

　　另外，薛榮久還建議，在關稅談判裏，在衡量了中國需要保護的産業以後，還應該在關稅上設置有效保護稅率，這也是中國企業一直關注的問題。“從海關方面來講，總的稅目談完了，還應考慮給産品前連鎖、後連鎖，給價值鏈本身設置不同的關稅，這樣它的有效保護程度可能遠遠高於它的名義保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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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哈回合談判為何久拖不決？

　　2001年啟動的多哈回合談判，迄今已有15年時間，在這期間，一直走走停停，難有成果。商務部世貿司司長趙宏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礎，是任何區域性貿易安排所無法替代的。隨著葉門的加入，目前世貿組織成員增加至160個，其中最不發達國家35個，約佔1/5。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為什麼談判這麼長時間難有成效？

　　對此，商務部世貿司談判副專員李毅紅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原因是多方面的，簡單來説，現在世貿組織有160個成員，談判涉及20多個議題，特別是在此期間，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發展中成員崛起、新興經濟體的出現等，都使得談判與以往相比更為複雜。”

　　李毅紅進一步解釋説，實際上，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美國等發達成員的主導力減弱上。隨著發展中成員的崛起，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力量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增加，發達成員要求新興經濟體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新興經濟體本身又處於成長過程，它現在還沒有能力與發達成員承擔同樣的責任，所以使得談判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