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以“宏觀經濟走勢與中長期發展”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舉行。圍繞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下一步經濟工作的部署以及如何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呂政，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等專家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胡鞍鋼：不要低估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我們2011年做了一個課題《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和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時起步研究2030年的中國。國際部分主題是“大同世界”，首次發現南北大趨同，轉捩點出現在2010年，南方國家GDP佔世界比重大於北方國家的比重，到2030年南方國家GDP佔世界總量將上升至2/3，其中中國就佔了將近一半，北方國家比重則降至1/3。

　　這一次南北大變異確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引發的，20世紀90年代已經開始明顯了，到了2000年以後就更加明顯了，我們首次把中國放在全球南北方國家的大框架下進行討論和分析，因此對一些國家的預測，像南方國家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像北方國家的美國、日本、歐盟。那一次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了一次比較長期的研究（2010-2020年）。當時從增長潛力的角度來説，大體應該是8%左右，到2030年，考慮到中國有幾個大的約束條件，主要不是在經濟上的約束，恰恰是生態和資源環境的約束。第一是能源供給的約束；第二是主要資源的約束，如水資源、耕地資源、礦産資源；第三核心的問題是環境品質。

　　最後也是最大的約束，就是碳排放，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碳排絕對量是上升的，佔全球的比重是上升的，因此提出了一個適度增長率，大體在7.5%左右。分析認為，從2011年到2020年大體是8%，2021年到2030年是7%，如果能夠從10%降到8%的話，能源消費、碳排放增長彈性系數都會有所下降，這樣就告別了能源消費高增長、電力消費高增長，包括煤炭消費高增長。

　　這個研究首次在全球背景下分析了中國的中長期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認為從過去幾年，特別是從2012年以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不斷調整了年度目標，從8%（2011年）下調至7.0%左右（2015年）。“十二五”時期確定的預期目標是7%。7%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特點就是國家定的指標是給所有的地方提供一個底線，因此它的實際增長率會超過7%，2011年到2014年平均增長率是8.0%。2011年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年度目標是8%，第二年又是8%，後來才變成7.5%，現在是7%左右。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率這幾年下降，實際上是主動調整的結果。

　　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補上農業現代化這塊短板。現在看來還不只是“四化”同步，應是“五化”同步，特別是基礎設施現代化。我們做過這方面專門的研究，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是1.6%，這個基礎設施是三大塊，一個是電力基礎設施，第二個是交通基礎設施，第三個是通信技術設施，它們都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

　　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互聯移動網，寬頻網路建設，特別是這次鐵路革命，美國從1828年有第一條火車以後，到1920年修建了40多萬公里的鐵路，這也使美國成為統一經濟市場，特別是1870年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基本完成了一次大規模重塑美國經濟地理的過程，也使美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經濟體、貿易體。但是誰也沒有想到100年後中國帶頭髮動第二次鐵路革命，這場“高鐵革命”現在還只是剛剛開始，中國高鐵運作里程就已經達到世界總數的將近60%，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是一個重塑中國經濟地理的革命過程。這個革命包括多方面，不僅有交通革命，還有電力革命，特別是國電網、南方電網特高壓跨區域、長距離、大容量輸電，這個技術難關取得重大突破，而且使用大量雲南的水電到廣東，西電東送，北電南送。將來在洲際之間都有可能變成特高壓、智慧電網等等，中國有可能變成21世紀全球基礎設施的創新者、領先者、推動者和投資者。

　　這些事實都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不是一兩個，而是五大發動機，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和網路化，還有基礎設施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而解決中國農業現代化就要通過五化同步來破解“三農”的最大難題。例如最近交通運輸部剛剛提出來，到2020年我國鄉鎮和建制村將全部通硬化路，養護經費全部納入財政預算，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車。用公共財政負擔農村公路的維護和修建，這是過去從來做不到的，現在已經明確要做到。如果農村路通了，網路也通了，那麼“一通百通”，農産品可以賣出去，農民也可以買到日用工業品，加速城鄉要素的流動和商品交換。

　　從2016年到2030年的研究結果表明，增長潛力的區間其實還是比較大的，從6.3%到7.3%之間，甚至可能還會更高一些。我們認為適度增長率應該在7.2%左右。

　　現在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觀點，我不認為馬上就會降至低增長。從經濟週期來看，可能還沒有到低谷，也可能很快進入上升期這個階段，而且這次經濟週期也拉的比較長，不像過去五年就一個週期，現在十來年才是一個週期。這次週期性下降的因素比較大，我認為外部因素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衝擊）因素，也是一個結構性因素。

　　我們都知道，二次大戰以後，全球的貿易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這幾年正好倒過來了，中國過去30多年都是貿易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而且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5%，而後大幅度下降，2014年已經降至41.5%，這表明外部需求的相對減少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還是産生了很大的直接影響。不是説今後外需增長就停滯了，隨著南方國家的進一步增長和融入全世界，還會帶來新的外需增長，但不可能像過去中國加入WTO之後那麼高的外需增長。因此，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確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計算數據的問題，在背後到底是什麼機制，促進或減少經濟增長，這樣討論中長期發展趨勢就非常有意義。

　　到底現在中國還有什麼樣的潛力、優勢？或者已有的優勢是否減少了？客觀地講，全世界都在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及前景，實際上沒有幾個是對的，大都是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主要是他們常常“見物（指GDP）不見人（市場主體）”。他們並不曉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主體國家，而且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過去是計劃經濟體制，沒有什麼現代企業，産權都是非常模糊的，只用了20-30年的時間，中國已經成為擁有現代企業、微小企業最多的國家，超過了歐美日總和。這是讓外國人嚇一大跳的。我對來訪外國人講，剛剛公佈的1-4月的數據，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超過了7200萬戶，註冊資本（金）142.5萬億元（相當於23.2萬億美元），其中私有企業超過2000萬戶，其餘主要是個體工商戶，大多數的私有企業都是從個體工商戶逐漸發展起來的。假定1%的優秀成功率，就是70萬戶優秀企業，10%的成功率就是700多萬優秀企業，而美國全部的市場主體登記數只有800萬戶，歐盟一共是2000萬戶。中國工商登記制度改革之後，預計市場主體規模很快會超過1億戶，因為2002年只有3100萬戶。如果完全按照經濟增長模型分析，勞動力增長率是非常低的，但是2002-2014年市場主體年平均增長率為7%。即使是按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計算，也沒有能夠反映這些市場主體的企業化、組織化、網路化（如阿里巴巴、騰訊等）、專業化等無形資本的貢獻。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連世界銀行這類很專業的國際機構都始終沒有預測準過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或者説總是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如果他們能夠接觸到中國的創業者和就業者是多麼的勤奮和辛苦，又是多麼的好學（包括倣造複製）和創新，也許就不會相信根據經濟模型計算的結果。

　　我也在不斷地調整我們對未來的預期，我們算下來也是嚇了一大跳：如果按照1952年為1的話， 2014年GDP是1952年的132倍；到2020年GDP是1952年的204倍；到2030年GDP是1952年的405倍，可能超過了OECD國家GDP總量。

　　如果按照7%的航速前行的話，我的基本結論是，中國GDP無論按照哪一種方法計算，到2030年都能達到美國2倍左右。中國這個塊頭非同一般，主要原因就是1978年經濟起飛時，中國總人口達到了9.6億人，相比而言，1870年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只有4000萬人，到1913年，花了43年的時間，不僅完成了經濟起飛，還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貿易體、發明專利國。中國經濟起飛的時間會超過美國43年的時間，至少延續到2030年，大約是50年以上時間，那時中國總人口達到14億人，市場主體從今日的7200萬戶達到1.4億戶，即相當於總人口的10%，一旦釋放出巨大的潛力和創造力，人們很難想像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就像15年前中國還是第六大經濟體、第八大貿易體，沒有人能夠預言今日中國是第一大貿易體、第二大經濟體。

　　王建：以城市化打開內需通道

　　中國崛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複雜環境。再往後看，可能會出現一場國際的大亂局。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場新的危機，它的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不對稱，實體經濟基本上在原地踏步，工業從危機後到去年底只增長了1%都不到，這是非常微弱的增長，但是它的三大股指全部遠遠高於危機爆發前，所以新危機又在醞釀中，去年12月份美國的資本凈流出達到了17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3月份美國資本外流又在千億美元以上。

　　中國要超過美國成為經濟第一大國，這個前景是毫無疑問的。美國現在大概是830萬註冊企業，但從2008年開始，美國企業的出生率已經是負值，到2011年倒閉企業已經比新辦企業多出7萬個，已接近註冊企業總數的1%，説明美國經濟正在從成長轉入萎縮。而且不僅是差的企業在倒閉，危機前美國上市公司是6800多個，到目前已減少到5000個。在虛擬資本時代，金融資本為了掙錢就是要美元堅挺，不顧産業資本的死活，所以美國的實體經濟會不斷萎縮。目前美國由於虛擬經濟再度膨脹，面臨著新危機，所以要在歐洲和亞洲製造危機，使美國從危機中解套。

　　現在中國經濟嚴重下滑，但我們不缺需求，又有全球最強的實物生産能力，缺的是把國內需求煥發出來的正確路線。新領導2012年上來後首先是在政治上反腐，經濟上的主線是通過改革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反腐會降低官僚體系的運作效率，領導已經預料到了這個結果，所以要把推動經濟增長的功能交給市場。所以反腐和更徹底的市場化是一條線的。

　　“新常態”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率下降是發展階段轉變的結果。但不是説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到了下滑期，或者説下滑是正常的。

　　説中國經濟到了一個轉折期，服務産業比重上升了是結構轉換的標誌，也是不全面的，這是有國際經驗可供參考的。我們看一看工業化先行國家，他們的産業結構變動過程和經濟增速是什麼關係？普遍規律是從農業為主到工業為主是提高速度，工業裏面輕工業到重工業還是提高速度，重工業從重基礎到重加工還是提高速度，只有從工業進入以服務産業為主導的後工業化社會是降速。因為服務業沒有像製造業那麼長的加工鏈條，比如餐飲業服務從炒菜到飯桌就那麼短，和製造業的産業鏈沒法比。

　　後工業化社會的主要標誌是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服務産業比重超過50%，這是國際規律。但是中國今天到了服務産業為主導的時候了嗎？我們現在還有9億農民，所謂進城的農民工在城市只是打工，沒有在城市生活定居。他們在城裏面對服務産業的消費基本是0，拿手機看一看是全部的生活娛樂，當我們服務産業的勞動力只有40%的時候，中國還有9億農村居民的時候，説中國已經到了服務産業為主導了，到了從工業轉到後工業的社會了，為時過早。西方國家現在面對的新常態，就是一次危機以後遲遲走不出來，過去五六年一次的資本主義危機，到今天變成日本20多年走不出來，美國七八年走不出來。中國今天降速是因為國際需求大幅下降了，但是國內需求卻打不開，原因是城市化嚴重滯後，有2.6億農民工在城市只掙錢不消費。

　　所以，城市化是打開內需的通道。一個簡單的賬，如果中國達到7000美元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時，社會消費就得增長兩倍半，就是GDP增加兩倍半，是9%速度持續15年才能實現的，而這樣一個目標現在達不到，卻認為産能太大了要淘汰過剩産能，這樣的認識是不對的。反過來説，抓住城市化這個綱，就能打開內需這個目，重新實現中國經濟的高增長。

　　現在的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發達國家醞釀的新一輪貨幣霸權爭奪戰和新一輪金融危機會繼續削弱它們的實力，我們要抓住這個大變動的時機，加快發展中國的實體經濟。

　　劉樹成：“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能夠適度回升

　　關於2020年經濟增長速度理論界大體有幾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認為從現在的7%降到6.5%，2020年還會進一步降到6%或者比這個還低。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保持在7%這個下限水準。我認為如果國內政策得當、國際條件改善，“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能夠出現適度回升。經濟增速問題應該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厘清。

　　第一，新常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我們要主動適應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堅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使經濟增速一路下行。

　　第二，宏觀調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7.5%左右）。把握經濟運作合理區間的中線，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迴旋餘地。從下方的迴旋餘地來説，把握中線就可以扭轉只守住下限的被動局面，不至於總擔心經濟運作會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要擺脫年年打“下限保衛戰”的被動局面，把握合理區間中線，這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週期對策、不是靠簡單的放鬆政策、不是靠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採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如包含城鎮化在內的四大戰略就是中央從更高層面做出的戰略佈局。

　　第三，新階段新探索。今年黨中央正式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戰略構想，包括“四個全面”和“穩增長”、促改革、謀發展，這是對新階段面臨的新情況做出的新調整新探索，是及時的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