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從局部戰爭演變為世界大戰之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空前浩劫，但它並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有一個相當長的“序幕”。從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前後整整經歷了10年時間，才由多場局部戰爭逐步蔓延擴大為世界大戰。

　　在這場戰爭結束70年後的今天，其政治和精神“遺産”仍在潛移默化影響著國際格局。而面對並不安寧的當今世界，有必要探討二戰緣何由局部戰爭演變為世界大戰，以期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綏靖政策”飼虎為患，導致戰爭規模升級

　　二戰爆發前，世界並非沒有制止或延緩局部戰爭升級的有利條件。剛剛擺脫一戰苦難的歐洲各國對戰爭的巨大破壞力記憶猶新，民眾不想戰不願戰。蘇聯的鞏固發展也為維護集體安全，防止大戰爆發起到積極作用。如此等等。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戰爭策源地先後形成之際，如果世界大國能夠充分利用積極因素，有所作為，早日採取果斷有力的集體安全行動，是有可能把大戰阻止于局部甚至完全加以遏止的。然而在這一關鍵時期，英法美蘇等大國雖然都認識到了法西斯的威脅，都不想成為法西斯的獵物，卻都採取了犧牲小國、弱國用以滿足法西斯侵略慾望，企圖換取暫時和平與茍安的態度。它們對待法西斯的曖昧之舉和所作所為，貌似想要遠離戰爭，實際上卻並沒有逃脫戰爭厄運，更沒有得到所期盼的安寧。這種以鄰為壑的行徑，換來的是法西斯邪惡力量的不斷增大和侵略擴張野心的惡性膨脹。

　　在東方，美英法等國坐視甚至縱容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承認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希望由國際聯盟出面調停並制裁日本。雖然英法主導的國際聯盟高舉“道義”大旗，但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卻不裁不制。可以説，國際聯盟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開啟了一個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中國東北有巨大經濟利益的美國政府，也僅僅是口頭上給予“不承認”的外交譴責，再未有其他任何實質制裁措施。

　　在西方，1936年3月7日德國悍然撕毀《凡爾賽和約》，派遣3.5萬名德軍開進萊茵非軍事區。法國政府在希特勒的試探面前畏縮不前，英國政府又採取“超然”態度，使得希特勒順利度過了一生中神經最緊張的時刻。隨後，面對希特勒的一系列挑戰，為了保證英國自身安全，英國首相張伯倫不顧年邁三飛德國，與德國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希特勒。看似和平已經到手，沒想到等待他的卻是戰爭夢魘。

　　當時的美國憑藉兩洋天險，不願意捲入戰爭，期望靠撫摸把老虎馴成小貓，結果換來日本偷襲珍珠港。蘇聯最不該支援法西斯國家，卻也寄希望於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戰火引向西方，可終究沒有逃脫法西斯魔掌。

　　無論英法的“禍水東引”，蘇聯的“禍水西推”，美國的“隔岸觀火”，實質都是綏靖。法西斯摸透了“綏靖主義”者的底牌後，侵略行徑便一發不可收拾，稱霸世界的野心也隨之昭然天下。就這樣，英法美等大國步步退讓，德意日法西斯得寸進尺，使局部戰爭一步步滑向世界大戰的深淵。這些大國萬萬沒有料到，法西斯國家侵略弱小國家的局部戰爭竟是世界大戰的前奏，法西斯的屠刀最終砍到了自己身上。英國首相丘吉爾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這是一場非必然的戰爭，從來沒有一場戰爭比這場戰爭更容易加以制止了”。這等於説，主要國家在國際安全問題上的不作為，是二戰由局部擴大到世界範圍的重要原因。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絕非和平之舉，而是刺激戰爭之策。儘管二戰的硝煙早已散盡，但是6000萬逝去的生命不能白白犧牲。想要維護世界和平，絕不能空抱和平幻想，卻對侵略行徑熟視無睹甚至縱容。在事關正義和邪惡、正義和非正義的根本問題上，絕不能含糊。對任何變相的新綏靖主義，都要保持足夠的警惕。

　　德國前總理勃蘭特有句名言：“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與戰後德國真心悔罪不同，日本右翼認為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因為該國戰敗。這種歷史觀導向，不排除仍想通過戰爭改變一切。近年來，新法西斯主義及其組織的活動在一些國家有重趨活躍之勢，日本政界人士頻頻參拜靖國神社，公開為軍國主義招魂，讓其對和平的任何承諾都顯得蒼白無力。日本政府大力推動的新安保法案，核心是謀求行使集體自衛權，迎合了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則希望通過集體自衛權讓日本充當半個“世界警察”，遏制新興國家的和平發展之路。然而二戰歷史足以警示後人，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其惡性發展必然導致始作俑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安全體系有名無實，難以有效遏制戰爭

　　一戰後，戰勝各國也曾想建立一種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及聯盟組織維護和平。這就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國際聯盟。但遺憾的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一戰后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産物，本身就存在極大的內部利益矛盾與衝突，有著無法彌補的天然缺陷。列寧曾評説：“《凡爾賽和約》不過是強盜和掠奪者的條約……靠《凡爾賽和約》來維持的整個國際體系、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法國元帥福煦在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時曾經預言：“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凡爾賽和約》在處置德國時，採取了“以暴制暴”的方法，在德國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為日後德國納粹黨執政和法西斯擴張埋下了禍根。而《華盛頓公約》在重新劃分遠東政治格局時，又嚴重無視中國權益，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刺激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野心膨脹。

　　一扇打開門的籠子關不住野獸。缺乏生命力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只能短暫地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的新平衡。隨著20世紀30年代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危機的發展，該體系被德日意法西斯國家一系列侵略行徑所打破。德國進攻波蘭，意味著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徹底崩潰。

　　至於國際聯盟，更多的是要求世界接受一種和平路線，而缺乏行之有效的規範標準和強制措施。結果不僅不能有益於國際安全，反而增加了危機和衝突的機會，從而導致不遵守承諾和破壞國際條約的行為不斷發生。國際聯盟對成員缺乏約束力，提議國美國自始至終沒有加入，蘇聯加入後又被開除，其他成員國也來去自由。加之國際聯盟調停局部戰爭軟弱無力、時有偏袒的表現，使其漸漸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國際聯盟倡導的集體安全原則，也就變成了一個“漏斗”。

　　鋻於一戰後國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軟弱無力，二戰後，勝利一方建立了雅爾塔體系，主張通過聯合國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經受考驗的大國合作關係維持下去，共同維護世界和平，避免國際聯盟未能制止德意日侵略的悲劇重演。但就如國際聯盟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被美國等大國架空，遭到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破壞一樣。雅爾塔體系與聯合國組織，也不斷遭受大國強權政治的挑戰。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出於世界爭霸考慮，經常濫用否決權，致使聯合國安理會無法正常開展工作。世界局部戰爭不斷，熱戰與冷戰相交織。冷戰後，霸權主義也仍然時常繞過聯合國。如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

　　總結一戰後短暫的和平何以不能制止戰爭，以及二戰後不斷發生的局部戰爭。可以説保衛和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要防止個別強國把本國意志強加於人，淩駕於類似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上，甚至無視國際安全機制而為所欲為，打著各種旗號兜售私貨。同時也要防止個別國家藉口時代變化而否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法律固化，否定或架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就等於否認二戰歷史。尤其在當今國際秩序變動期，各種矛盾積聚和變化之際，更不應容忍對二戰成果和戰後秩序的挑戰，否則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國際輿論環境複雜，西方媒體成為侵略助推器

　　二戰時期，個別大國和法西斯國家的新聞媒體以宣傳本位取代新聞本位，弱化了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注重新聞煽動性，客觀上對戰爭升級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戰爭初期，英國政府不想被拖入戰爭泥潭，對法西斯實行綏靖政策，英國新聞媒體則積極配合，在新聞報道上展現出妥協性和軟弱性。1938年9月《泰晤士報》發表社論，公開要求捷克割讓土地給德國。媒體的這種導向，使英國人分不清什麼是真正的國家利益，甚至天真地認為，只要割讓捷克領土，就會換來持久和平。英國首相張伯倫在簽署《慕尼黑協定》返回倫敦後，面對機場上歡呼雀躍的人群不禁高喊：“這是在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將偉大的和平從歐洲大陸帶回！”隨後，《泰晤士報》發表社論説：“捷克割讓這一個日耳曼居民區對捷克有利，因為可以使捷克成為更為純粹的國家。”“九·一八”事變後，《紐約時報》頭版分別發表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消息。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民眾同情日本文官政府的呼聲比同情中國的呼聲高，並成為一種主流觀念。原因在於，日本向媒體透露的所謂資訊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意在爭取西方同情。

　　當時法西斯國家的新聞媒體完全喪失獨立性，為適應戰爭需要迅速完成從主張和平主義、國際協調到支援戰爭的急轉身，徹底蛻變為法西斯的幫兇和道具。當時日本《朝日新聞》憑藉與軍界的“良好關係”，緊跟軍國主義的腳步，日本殖民主義的鐵蹄踐踏到哪，《朝日新聞》的支社、支局便開到哪，從台灣到朝鮮，從“滿洲”到南洋，徹底淪為戰爭協力者。戰後有日本專家反思，如果當年沒有類似《朝日新聞》那樣鼓吹戰爭的媒體，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日本人盲目投身侵略戰爭。

　　然而歷史永遠關照現實，當今世界，西方大國仍然操控著國際話語權，有時甚至左右著誰是誰非的評判。這對於真正遏制戰爭，維護和平，是有著極大的消極作用的。因此要想維護世界和平，必須改變國際輿論不平衡的現狀，構建起嶄新的國際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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