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每年有上千萬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大量人口流入引發的部分地區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安全隱患等“城市病”問題日益嚴峻。“智慧城市”綜合採用了包括射頻傳感技術、物聯網技術、雲計算技術以及下一代通信技術在內的新一代資訊技術。這些技術的應用使城市變得更易於被感知，城市資源更易於被充分整合。在此基礎上，各級管理部門可實現對城市的精細化和智慧化管理，從而有效化解“城市病”問題，消除安全隱患，最終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城市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

　　收益不明 大餐變“燙手山芋”

　　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在去年印發的《關於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路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智慧城市”在國家決策層面以及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其龐大的市場潛力也成為眾多企業希望爭奪的“大餐”。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所需資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體，涵蓋投融資、建設、運營、監管等過程。傳統的政府自建自營模式已經遠不能滿足投資需求，更多的資金需要由企業和融資機構去籌措，將市場機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設已經成為必然選擇。財政部發佈的《關於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要儘快形成有利於促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發展的制度體系。運用PPP模式解決“智慧城市”建設的資金問題已經是大勢所趨。

　　然而PPP模式在實際應用中卻雷聲大、雨點小，目前還鮮有成功的案例，甚至成為相關企業“燙手的山芋”。其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政府動力不強，在政府地方債務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的情況下，很難投入資金進行增量建設；另一方面是來自企業的焦慮，由於“智慧城市”建設往往缺少明確的收益時間和收益標準，以及驗收標準，企業的收益存在不明確性，風險較大。”這些原因導致了企業和政府很難達成共識。

　　同方“智慧城市”泛整合事業部總經理夏宗春認為，“無論是PPP模式，還是融資租賃模式，從企業角度都一定要著眼增量的同時兼顧存量。”也就是説建設方企業要主動幫助地方政府卸下包袱。“比如給政府牽線搭橋去做一些融資租賃”，或者“把政府原有的一些存量項目，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的增量項目都放到PPP方案裏面”，以此幫助政府用長週期、低利率的資金來置換地方債務中短週期、高成本的部分，來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

　　從“補建設”向“補運營”轉變

　　“智慧城市”建設不是簡單項目的堆疊，也不是純技術解決方案的拼湊，而是一個長期、動態、複雜的過程，需要統籌全局、前瞻性考慮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規劃，整合整合。從2014年各個城市統計的項目資金投入情況來看，當年總投入是1145億元，其中財政投入205億元，銀行貸款216億元，社會資本598億元，也就是説社會資本佔了約50%。

　　由於PPP模式是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政府作為監管政策的制定者，制訂監管框架時要充分徵求利益的相關方，包括投資者、運營者、消費者的意見，使監管法規既能保證基礎設施服務的品質，又能保護有關利益方的合法權益。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數字城市建設研究中心主任馬桂芳認為，“智慧城市”應該從三個視角來考慮，首先從市場的角度，應該提升城市的運作效率；同時建設“智慧城市”還要站在市民的角度，要宜居宜業；第三是從企業家角度，城市一定要有很好的運作環境，企業在這個城市能夠發展起來。

　　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PPP的應用具有4大關鍵要素，即制度設計、運營補貼、合作夥伴、績效考評。在制度設計方面，要從PPP運作的全流程做好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從確定投入方式、選擇合作夥伴、確定運營補貼到提供公共服務的全流程，制定包括預算管理、政府採購、政府性債務管理以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等方面的一系列合理制度。在運營補貼方面，要從“補建設”向“補運營”逐步轉變，從城市整體效益出發，對社會效益好的PPP項目給予適當補貼。補貼依據是項目的運營績效。

　　此外，相關主管部門應出臺優惠政策，比如允許投資者進行廣告、商業等開發，讓投資者感到有利可圖，這樣才能吸引社會資本。此外，政府還可以考慮允許保險基金、社保基金、住房基金等大型基金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PPP項目。放寬這些基金的投資限制，不僅能夠改善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局面，而且能夠大大緩解各種基金的經營壓力。此外，還要增強服務意識，建立各相關部門之間並聯式的項目管理模式，超前做好項目選址、投融資方案、規劃設計條件、土地供應等方面的工作，對項目起導向作用，使改革的成果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