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往往用肉眼看未來的産業機會，而科學傢具備雷達功能，研究方向更有前瞻性，這是企業家不具備的。因此，讓有定力的企業家與有眼光的科學家展開闔作，必將演繹成為一個又一個創新成果順利轉化的現實樣本。

　　“我們看似醫藥大國，實則醫藥弱國。”到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採訪時，所長蔣華良對中國藥業現狀的評判令人心驚。我國4700余家藥企中，2013年前十強的銷售額約73.8億美元、利潤約15.6億美元，而當年國際藥企前十強的銷售額和利潤分別是我們的45倍和82倍。造成這種巨大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國産原創藥稀缺，目前國産藥中仿製藥比例高達96%，新藥市場被國際大公司産品壟斷，“國際大企業的利潤主要來自創新藥物，仿製藥賺不了錢。”

　　不足雖然明顯，但機會也同樣巨大。“隨著社會財富增長和人口老齡化，人們對健康的重視程度和支付能力不斷提高，已有藥物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大健康行業必將誕生幾個世界級制藥企業。”蔣華良表示，為了抓住這個機會，以上海藥物所為主體的“中科院藥物創新研究院”已在滬籌建，正用制度創新激勵成果創新和成果轉化，讓高附加值的原創新藥上市提速。“我們正根據産業鏈部署創新鏈，目標是用創新鏈升級産業鏈，服務國民經濟主戰場。”

　　原創，讓新藥傳遍神州

　　原創新藥的稀缺，與它的創制難度成正比。新藥尤其是首創藥研發是一個昂貴、漫長、耗費大量資源且高風險的過程。“10億美元，15年時間，九成失敗率”是10年前人們常説的單個新藥平均研發成本，近幾年該成本還在急劇上升，花費幾十億甚至百億美元才能研製出一種新藥，如今已不算新聞。

　　但原創新藥的無限潛力，也恰恰自艱難中磨礪而來。上海藥物所原創新藥“丹參多酚酸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992年，在上海藥物所攻讀博士學位的宣利江接到導師徐亞明佈置的研究任務：尋找和發現丹參水溶性的有效成分。

　　作為傳統活血化瘀中藥，丹參被用於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缺血性中風等疾病。對丹參水溶性成分的研究，是為了找到丹參保護心腦血管的物質基礎。

　　當時，大家都認為水溶性酚酸類化合物可能是其有效成分，宣利江等經過3年研究發現，丹參水溶性成分的多酚酸類化合物，不是酸而是鹽，而且包含非常罕見的鎂鹽。這是一個全新的發現。接著，上海藥物所研究員王逸平領導心血管藥理組對鎂鹽的藥理活性做進一步研究確認：以丹參乙酸鎂為主要成分的多酚酸鹽，就是丹參中最重要的水溶性有效成分。

　　“把新的標準建立起來，是制藥的靈魂。”王逸平説，“這個發現顛覆了當時丹參的制藥標準。”

　　在此基礎上，他們以丹參乙酸鎂為核心來研製丹參新製劑，“明確”成為研究團隊的工作核心。

　　“中藥是很好的東西，但成分複雜，到底什麼成分起作用，往往説不清。”為了“説清”丹參，博士畢業留所工作的宣利江，艱苦細緻地分離了丹參中所有含量在千分之一以上的活性成分。

　　王逸平課題組則明確了其作用機理。具有明確結構的丹參乙酸鎂等成分在人體發生作用的機制、代謝過程和藥效的關係，被他們揭示出來。

　　經歷多次摸索後，一條具有專利技術的工藝路線最終於1999年建立。該工藝獲得的丹參提取物中，丹參乙酸鎂含量超過80%，其餘成分則是同樣具有保護心血管系統功效的丹參乙酸鎂同係物。

　　2000年，丹參多酚酸鹽開始成果轉化之路，經過臨床試驗和新藥審批後，于2006年上市。剛剛進入市場，就經歷了2008年前後發生的一系列中藥注射劑安全性事件的衝擊。成分明確、品質可控、療效顯著、使用安全的丹參多酚酸鹽，恰好未雨綢繆地解決了中藥注射劑的安全性隱患，迅速站穩腳跟並佔領了市場，銷售額從2011年12億元，2012年25億元，2013年35億元，一路飆升到2014年的46億元，已累計超過120億元，惠及700多萬患者，成為近10年中國內市場藥物單品增長最快的一種。

　　科技，讓企業紮根大地

　　如果説，丹參多酚酸鹽現在的市場爆發充分説明瞭原創新藥的潛力，那麼它在成果轉化時曾遭到的冷遇，無疑也説明瞭新藥想進入市場是何等艱難。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健至今還記得當初推廣該藥時的為難。“1999年我是上海藥物所副所長，丹參多酚酸鹽是當時所裏最好的項目，想轉化，卻一年多賣不出去。”

　　他們給這個項目定價1000萬元，開始想轉讓給國企，但上海的幾家藥企不肯問津，僅有意向的一家也只願出價450萬。

　　輾轉一年有餘，綠谷集團董事長呂松濤聽説了這個項目。“當時有人跟我説，這麼高的價格，一定不能買。我説，中國科學家都非常實在，經常把價格喊低了，當時一個中醫老藥方都喊出幾百萬，這是上海藥物所最好的新藥，為什麼不能買？”

　　呂松濤毫不猶豫地買下這個項目，並斥資成立上海綠谷制藥有限公司，將新公司部分股份回贈上海藥物所，以保持長期合作。

　　在很多企業熱衷於賺快錢的時代，他為何會對動輒需要10至20年開發週期的新藥創制項目感興趣？

　　“跟上海藥物所合作之前，我做過很多生意，錢來得快去得也快，像站在浮冰上一樣。”呂松濤説，“我要找到堅實的大地，讓企業站住，不是做一個木樁，而是做一棵紮根大地的樹。”

　　丹參多酚酸鹽的成功，讓呂松濤體會到科技這種核心競爭力的巨大作用，也讓他進一步加深與上海藥物所的合作。如今，綠谷和上海藥物所聯合建立的新藥研發管線已近20個，其中合作開發的抗老年癡呆候選新藥971已經進入三期臨床試驗，前景看好。

　　如今，綠谷制藥用每年工業回款的20%至25％投入研發，與上海藥物所合作建立了綠谷研究院，一支專業的國際化人才隊伍正在形成。創新鏈對産業鏈的升級作用，也在綠谷制藥近幾年的迅猛發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共識，讓百姓用上好藥

　　上海藥物所的聯姻對象，遠不止綠谷集團。上藥集團、恒瑞醫藥、復星醫藥……近5年來，上海藥物所已經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1000余項，完成了110余項一類新藥的臨床前研究。

　　“做老百姓吃得起的新藥、好藥，是上海藥物所人的共識。我們會尋求能達成共識的企業來合作。”蔣華良説。

　　為了貫徹這個共識，加速新藥成果轉化，上海藥物所正在進行一場貫通創新鏈與産業鏈的變革。

　　基礎研究如是。

　　G蛋白偶聯受體（GPCR）是國際上最新研究熱點，其結構可為新藥研髮指明方向。2011年回國後，上海藥物所研究員吳蓓麗解析出一個名為“CCR5”的GPCR結構，它是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突破口。如果僅作基礎研究，吳蓓麗可以結束這個項目，轉而解析下一個GPCR。但她繼續與所裏其他藥物研發專家合作，獲得了一種新化合物，在抗擊艾滋病病毒活性上比已上市的藥物更好。“現在我們所的基礎研究都以疾病為導向，以藥物研發為核心。”吳蓓麗説。

　　行政管理如是。

　　為建立以“出新藥”為目標的創新藥物研發綜合性技術平臺，上海藥物所進行了“大改造”——取消科研處、開發處，代之以運營管理部、研究發展部、法務商務部，新建智慧財産權事務處、成果轉移轉化處等部門。根據新的人才配置方案，原本以研究人員為主的格局被打破，技術支撐人員比例在創新研究院高達50%，法務商務人才也將佔5%。為鼓勵科研人員創業，藥物所還設計了科研崗位與創業崗位相結合的人事管理“雙軌制”。

　　副所長葉陽説，藥物所牽頭籌建的藥物創新研究院，就是要在已有基礎上建立從源頭創新、技術研發，到新藥創制、成果轉移轉化的新藥研發創新鏈，由此帶動提升我國醫藥産業鏈。

　　交流合作亦如是。

　　蔣華良透露，藥物創新研究院將聯合16個中科院內研究所新藥研發相關力量，包括擁有以昆明植物所、昆明動物所、成都生物所、西雙版納植物園為代表的具有豐富動植物資源的西南分部，並在新疆理化所、西北高原所、蘭州化物所等西北分部設置民族藥研發中心。“處於偏遠地區的研究所可以利用我們的研發平臺，我們可以共用他們的資源，新藥研發效率大為提高。”

　　抗肺動脈高壓候選新藥TPN171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這款候選新藥是化學、計算、生物等各專業研究人員緊密合作，綜合分析了國産中草藥淫羊藿中的有效成分後，經過結構改造修飾得到的新結構類型化合物。“肺動脈高壓的一線口服治療藥物，一個月要2萬元，還有較大肝臟毒性。我們研發的候選新藥TPN171，一個月只需1000元藥費，而且副作用小。”研究員沈敬山介紹説。目前，該藥已上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藥審中心審評中。

　　近五年來，我國醫藥工業産品平均增速20.1%，高於全國工業平均水準4.5個百分點。2008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啟動時醫藥工業主營收入過百億的企業僅有兩家，2014年6月，收入達100億元有11家，其中跨過400億元大關的企業有兩家。

　　新藥創制，正在促使我國醫藥産業實現由仿製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戰略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