閬中普賢街社區集體資産股改試點調查

　　編者按 我省選擇在成都溫江區等10縣市區啟動首批農村集體資産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點。通過清産核資、成員界定、資産量化、完善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産要素潛能，激發四川農村發展新活力。

　　農村集體資産是農村發展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但權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等問題突出，沉睡的“家底”亟待理清，變為能讓農民共富的“明白賬”。國家尚未出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各地都在探索改革，有的取得成功，也有的受制于現實困境。

　　今日起，本報推出《理清沉睡家底 激活共富股權·四川農村集體資産股改調查》系列報道，呈現我省正在推進的農村集體資産股份合作制改革，反映各試點區的探索和思考。

　　□本報記者 吳璟

　　“憑啥子1982年以後的就算原村民，以前的就不算？不公平。”陳宏斌和廖明德又爭得面紅耳赤。

　　“和你説了很多遍還説不通。”廖明德氣鼓鼓地站起來，“懶得説了！”

　　63歲的廖明德和69歲的陳宏斌，都是閬中市普賢街社區村集體資産管理小組成員，一個組長，一個負責紀律監察。

　　普賢街社區前身是保寧街道辦事處城郊三村，1995年土地統徵，村民集體變成居民。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曾經的農村衍變為城市的一部分。今年初，普賢街社區被定為該市農村集體資産股份合作制改革首個試點單位，探索建立現代農村集體産權制度。

　　改革，需要完成清産核資，界定成員、折股量化。那麼問題來了——以哪個時間點來界定成員？全村166戶、571個村民，不同年齡、不同貢獻，按哪個標準定持股數量？

　　資格認定

　　誰是原村民？從哪段時間算起？

　　6月8日，記者來到普賢街社區村集體資産管理小組辦公室。陳宏斌正在準備第二套方案：“反正我對第一套有意見。”

　　幾個月前，村民大會選出代表，組建村集體資産管理小組，在廖明德的組織下拿出第一套方案——以1982年土地下戶時原城郊村村民名單為準，確定原村民。截止時間定為1995年。“也就是説只有1982年到1995年間，戶籍在村的人有成員資格。”廖明德解釋，其間不論遷出、遷入，均按在村實際時間計算。

　　陳宏斌不贊同的是起始時間。“1950年土地改革，1958年建公社，1982年土地下戶，從這三個歷史變更時間來看，最合理的應該是1958年。”從建公社開始，所有村民向公社繳納公益金和公積金，也是集體資産原型。

　　廖明德認為，陳宏斌的建議不具備可操作性。“如果追溯到1958年，根本找不到那時的人員名單、戶籍資料。”而選擇1982年土地下戶，村民開始擁有土地使用權，也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能找到當時土地承包人員名單以及戶籍歷史資料，認定起來比較可靠。

　　兩種意見，在管理小組內部多次討論。綜合考慮，還是選擇了第一套方案，並進行公示。

　　預料之中，部分原村民就有質疑。廖明德説，管理小組不得不挨家挨戶進行詳細解答。對部分態度較堅決的村民，還需多次到府做工作。

　　公示期結束，方案正式提交到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最終敲定，確認時間定為1982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

　　股權分配

　　將各種因素換算積分，按分數定股權

　　“不管你們咋個爭，先把我的問題説清楚。”村民朱正祿的到來，打斷了陳宏斌和廖明德的爭論。

　　朱正祿是為確定兩個兒子在村的實際時間來的，這直接關係到後續的股權分配。依據改革方案，成員需按戶籍關係、土地承包情況、居住狀況等獲取“積分”，按分數高低獲得相應股權。

　　計分規則早已進行公示，計多少分拿多少股（具體規則見圖表）。按這一演算法，朱正祿1978年出生的大兒子朱敏，因承包土地可得基礎分60分；實際在村時間14年，加計28分；37歲年齡還可獲6分加分，共計94分。但小兒子朱剛1987年出生，戶籍卻在1992年遷出，能拿多少分？

　　“這是特殊情況。”廖明德解釋，土地統徵時，考慮到村上老人及未成年人，余留下了18畝土地，最終演變成如今的2100平方米房屋及鋪面。當時朱剛已沒在村上，所以享受不到基礎分，只能取得在村6年的加分，即12分。

　　朱正祿有些沮喪，但規則白紙黑字擺在面前，也不好再爭什麼。“老朱你放心，這個特殊情況我們會考慮，不會讓你一家吃虧。”

　　廖明德坦言，股權量化要充分發揚民主，個別村民的特殊情況也要充分考慮，公平公正地將集體資産折股量化到人，落實到戶。

　　資産處置

　　是一次性賣光分光，還是“留雞下蛋”？

　　按閬中市的改革方案，成員界定、股權量化後，下一步即成立法人組織，對農村集體資産進行民主管理和經營。但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大多數人想把集體資産一次性處理。”廖明德説。

　　一次性處理即變賣。村民們把“家底”摸得很清，包括250萬元現金和2100平方米的房屋鋪面，“房屋和鋪面一年的租金收入才30萬，但如果一次性處理，市值可高達1700萬元。”

　　全村166戶村民，有142戶贊成一次性處理集體資産。

　　當然也有反對聲。“養雞下蛋，絕不能殺雞取卵。”唯一贊成對現金和固定資産實行股份制，即成立法人組織來經營管理的是吳玉珍，在她看來，村集體資産全部為經營性資産，經營狀況良好，可持續為村民帶來穩定收入。

　　較為中立的觀點，是對現金和固定資産逐年分配，有15戶村民贊成。“如果以後發現有更好的辦法再做打算。”一村民説。

　　“政策允許在尊重村民意願的前提下，創新集體資産配置方式。”但廖明德也明白，“殺雞取卵”不如“養雞下蛋”，畢竟盤活農村資源，為農民持續增收才是改革最終目的。“我們很困惑，到底應該如何選擇？”

　　【連線鄉村CEO】

　　改革不是爭資産而是讓資産效益擴大

　　□吳恩福

　　（上海九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原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書記）

　　戴著“中國十大名村”、“華東最大市場村”等眾多桂冠，九星村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依靠改革，建立了一個九星市場。最開始我們股改採用的是“現進現出”的方法，對20%的資産按現行價格評估，再由大家出錢認購，得來的錢再分給老百姓。整個過程中，我們都秉承一個理念，那就是“改革不是爭資産，而是讓資産效益擴大化”。從最初的綜合市場，發展成如今的上海九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都是這樣一步一步堅持下來的。

　　如今，控股集團股東有兩名，分別是九星村民委員會和上海九星社區股份合作社。除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外，還實現了人人有股份，從村民變成股東。去年，集團利潤達3億元。

　　【專家觀點】

　　把選擇權交給村民

　　□郭曉鳴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

　　不管是成員界定還是股權量化，最需要考慮的就是公平性。如何實現公平，最有發言權的還是村民自己，所以不管採取哪種方式，都要把選擇權交給他們。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股權改革之後怎麼辦？也就是集體資産如何分配。普賢街社區居民想要一次性處理資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無法判斷，繼續經營是否會持續增值。但錢分完了，以後怎麼辦？

　　我們也觀察到，有的地方股改之後，未能實現産業升級轉型。改之前房屋是出租，改之後還是出租，大家會覺得沒意思，還會增加管理成本。所以，政府部門要為改革試點村提供更多後續服務，包括出臺新的産業規劃、構建新的發展機制等，來盤活農村資源，實現村民收入穩定、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