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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提名者:童增的對日索賠“戰爭”

  • 發佈時間:2015-06-08 08:31:57  來源:中國民航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冷靜的理論派 不贊同暴力激進 也不奢望急於求成

  中等身材、黑框眼鏡,襯衫整齊地塞進西褲,童增先生説話的時候總是帶著微笑,文質彬彬的形象和“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的稱呼似乎格格不入。

  事實上,作為冷靜的理論派,童增從不贊同暴力激進,也不奢望急於求成。對他來説,對日索賠是一場持久的“戰爭”。即便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童增也只把它當作漫漫長路上的一個花絮。

  一個民族的苦難記憶

  1990年,童增還是北京化工管理幹部學院的一名講師,偶然在一篇名為《東歐各國重提戰爭賠償》的文章中發現,國際法中關於個人的受害賠償與政府之間的戰爭賠償是不同的,完全可以劃分出政府賠償與民間賠償兩部分。職業敏感讓童增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在北京圖書館,童增讀到了很多日本對華犯下的暴行。經過資料梳理和理論研究,童增完成了《東歐各國重提戰爭賠償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後又在原文基礎上,寫成《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萬言書。

  童增找了幾家報社,但在當時倡導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對日索賠是很敏感的話題,報社經過研究選擇不發表。

  雖然一次次被拒絕,但私下的反饋都是認可和幫助。一位中專校長主動幫他將萬言書列印出200份用於傳播,且分文不取。

  1992年的人大七屆五次會議上,貴州團王錄生等32位人大代表和安徽團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以童增撰寫的《中國要求日本受害索賠刻不容緩》為基礎的《關於向日本國索取受害賠償》,正式作為議案提交給大會並被接受。就像在平靜的湖水中投入了一塊巨石,議案引發了巨大的社會震動。和議案一起翻開的,是一個民族在戰爭年代的苦難記憶。

  “童大人 ,有人找”

  後來,童增調任國家老齡委科研中心工作。關於未來,童增曾有很多選擇。“一個選擇是當記者,因為當時已經與一個報社的社長談妥,單位挺好的,而且也分配住房,以後還能晉陞;另一個選擇是去中辦研究室,再一個選擇就是去北大老師辦的律師事務所”。

  “最後我選擇了老齡委,為什麼選擇這個?因為我已經選擇了對日索賠這條路。”童增回憶。老齡委可以讓童增更方便地尋找那些經歷過抗戰的人,因為那個年代的人大部分已經步入老年,但這條路讓他與財富和仕途分道揚鑣。

  也正是在那時,境內外媒體上關於童增的報道開始增多。很多抗戰受害者踏上了尋找童增的道路,有的人為了索賠,有的人只為了傾訴。

  一開始,有人找到府來,老齡委的工作人員都會熱情接待,甚至讓座、奉茶,然後大聲呼喊“童大人,有人找”。但時間一長,人越來越多,老齡委無力應付,就不再允許他們進入,只能在大院裏等。

  有的人為了見到童增,頭天晚上在老齡委附近的餐館門口一直蹲到天亮。3年裏,童增接待了大約800人。更多的人,則是以信件的形式向他訴説。有的信封上只有5個字:“北京童增收”,有些郵局工作人員一看,就知道該往哪送。

  名聲越大困難越多

  童增的名聲越來越大,遇到的困難也越來越多。

  1991年,提案提交全國“兩會”後,有關部門對提案作出了回復:“包括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在內的聯合聲明的各項條款是我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具有法律效力,我國政府不宜對日本重提戰爭賠償要求。”但對民間索賠問題沒有明確表態。

  由於有關部門的態度不明確,童增將視線轉向了民間。為了提高影響力,他試圖請求張學良老先生在“萬言書”上簽字。不過,張學良表示拒絕。

  壞消息接踵而至。1998年,童增被老齡委辭退。相當於“金飯碗”的事業單位的工作沒有了,這對童增的生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為了養活自己,童增“下海”到同學創辦的一家公司謀生。幾經波折,1999年,最終成立了中祥投資有限公司,直到現在。“現在我們聊天的這個屋子,就曾經討論過很多對日索賠的事”。童增環顧四週,興奮地對筆者説。

  一個人的“戰爭”

  童增告訴記者,其他國家在索賠時,政府部門、NGO組織和民間團體的作用很大。“我們是鬆散的‘草根’做起來的,他們很多是長期以來形成的。”

  曾經有荷蘭的一家電視臺來採訪童增,當攝製組看到童增家裏堆滿的信件時,大呼不可思議。他們説,這麼多人把你當成“救世主”,這在荷蘭是無法想像的。童增真誠地告訴記者,這麼多年來,其實自己並沒有為索賠花過多少錢,但也從沒有因為索賠賺過一分錢。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楊虎城將軍的後代、全國政協委員楊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間對日索賠納入對日鬥爭大戰略的建議”提案中,首次透露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消息。

  童增獲提名的原因是他“多年來推動二戰中國受害者權益的伸張,為促進這一戰爭遺留問題的解決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國際人士與組織的認可和肯定”。

  常常有人將他比作中國的西蒙·維森塔爾——這位堅毅的老人通過幾十年不懈努力,將1000多名納粹戰犯送上了法庭,被稱為“納粹獵手”。童增告訴筆者,自己無法與西蒙·維森塔爾相比,他已經成功,而自己還在路上。

  但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中,童增始終堅信,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從不會缺席。(據搜狐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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