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麗穎

　　一個退休副廳級幹部，一年裏有200多天下鄉，跟農民一起在田間地頭忙碌；

　　一位古稀老人，忍著滿身病痛，不拿一分錢報酬，為幫助農民致富而奔走；

　　一名農業科技工作者，把“農”字放在心頭，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民服務一輩子。

　　他就是74歲的趙亞夫，江蘇省鎮江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曾長期擔任鎮江市農科所所長、黨委書記。他54年如一日，堅守在農技推廣的一線，心裏始終裝著農民，紮根茅山革命老區，探索著一條“科技興農，以農富農”的發展之路。

　　立志農業：“農民需要什麼，我就研究什麼”

　　“要致富，找亞夫，找到亞夫準能富”，這是被鎮江句容市農民傳了30年的一句話。而這句話的背後是趙亞夫和同事們帶領當地農民搞農業結構調整，推廣新品種新技術的實踐和實幹。

　　1961年，趙亞夫從江蘇宜興農林學院畢業，到鎮江農科所工作。他潛心研究稻麥高産理論和技術，他種的試驗田，曾經創造過南方稻麥單産的最高紀錄，得到國內頂尖專家的認可。但一次出國學習的經歷，轉變了他的科研方向，讓他作出了“農民需要什麼，我就研究什麼”的人生選擇。

　　1982年，41歲的趙亞夫去日本研修，學習水稻種植技術。在日本，他看到現代科技給農業帶來的巨大效益，看到高效農業給農民帶來的巨大收益，也看到了中國農業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巨大差距。趙亞夫深深思考：“什麼時候，我們鎮江丘陵山區也能像日本的山區一樣，滿山滿坡地長起果樹、蔬菜和各式花卉！什麼時候，茅山老區的農民也能過上日本農民這樣舒適、富裕的生活！”他下定決心，要拼命學習現代農業技術，帶回祖國、帶給農民，讓老區人民儘快富起來。

　　他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草莓種植技術，每天工作16個小時，勤奮敬業的精神讓日本農民佩服不已。當他學成回國，沒有像別人一樣帶回當時國內稀缺的家電，而是帶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農業技術資料。就是這20棵草莓苗，開啟了趙亞夫的農業科技推廣之路，點燃了茅山老區人民富裕的希望。

　　時任農科所所長的趙亞夫，果斷調整農科所的研究方向，從稻麥栽培向高效農業轉變，創造性地提出“水田保糧、崗坡致富”的工作思路，他要免費向農民提供草莓苗和技術服務，在茅山老區每人平均1.1畝的崗坡地上大做文章。

　　1984年，趙亞夫來到句容白兔鎮推廣草莓，但這對種了一輩子水稻小麥的老百姓來説，有點像“天方夜譚”。種砸了怎麼辦？農民説啥也不願意在自家田裏做試驗。趙亞夫承諾“如果有損失，按每畝糧食價格一分不少地賠償”，這才有10戶農民試種了0.9畝露天草莓。最後，這些草莓收穫後賣了600多元，超出了常規農作物收益的兩倍。猶如燎原的星星之火，看到致富希望的農民開始學種草莓，到1987年，白兔鎮種植露天草莓達7000多畝，收入達到了8000多萬元。

　　由於草莓成熟週期短又不耐儲存，隨著露天草莓面積的擴大，銷售成了大問題。

　　趙亞夫又推廣草莓大棚種植，創造性地在國內首先採用了地膜覆蓋、放蜂傳粉、“黃板”滅蟲等一系列新技術，一年三季出産草莓，防止了草莓集中上市銷售出現積壓。

　　在句容鄉村行走，可以看到一排排氣派的樓房，被當地被稱為“草莓樓”，這是種植草莓致富的農民蓋起來的。白兔鎮白兔村村民紀榮喜是從上世紀80年代就在趙亞夫指導下發展起來的草莓種植戶，如今他有6畝大棚草莓，其中還有一棚應用最新技術的高架草莓，不但自己富裕起來，而且成立了雲兔草莓專業合作社，帶動更多草莓種植戶脫貧致富。

　　從露天草莓到大棚草莓，再到高架草莓，趙亞夫就這樣身體力行地把新知識、新技術傳授給農民。30多年來，趙亞夫的農業科技項目到哪兒，富裕就到哪兒。草莓、葡萄、無花果、有機米……趙亞夫推廣一個成功一個，而且總是“撥亮幾盞燈，照亮一大片”。鎮江市農科院果樹研究室主任糜林説：“老所長選對了一條適合丘陵山區農民致富的高效農業之路，帶出了一批既懂技術又能實幹的科技專家與農民骨幹，他既是探索者，也是領路人。”就這樣，趙亞夫和他的同事們將近百項農業科研成果教給了農民，在茅山老區累計推廣種植了250萬畝的應時果品，直接給農民帶來了200多億元的收益。茅山革命老區有4萬多以務農為主的農戶，2014年每人平均純收入達到了1.8萬元以上，其中約有2萬多農戶每人平均純收入過了2萬元。

　　情係農民：“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民服務很有價值很有意義”

　　“趙主任比我的親人還親，如果種不好這一園桃子，我真的對不起他。”經營著姐妹桃園的王巧娣提起趙亞夫就激動起來。2004年，王巧娣找到趙亞夫説自己想種桃子，趙亞夫冒著30多攝氏度的高溫在齊腰的茅草中幫她察看地形，觀測土壤，隨後又手把手教她種桃子。如今王巧娣的40畝桃園已經果實纍纍，成為遠近聞名的種桃大戶和技術能手。由於管理得好，王巧娣的桃子都是“論個賣”，不僅桃園的投入早就收回了，一年的收入更是達到30萬元。多年來，趙亞夫培養了王巧娣、紀榮喜、王柏生、楊修林等一批科技示範戶，帶動周邊的鄉親們共同致富。

　　草莓種植大戶王柏生説：“趙主任對我們的那份熱心真是沒話説。我們隨喊隨到，比‘110’還要及時。”

　　村民彭玉和至今仍對2008年發生的後悔事記憶猶新。那天下著大雨，彭玉和的桃子生了病，他猶豫了半天撥通了趙主任的電話。沒想到趙主任二話沒説，立刻冒雨乘車趕來。車子來到桃園外的路上，老彭等了半天，也不見有人下車，走近一看，才發現趙主任腰痛得抬不起腿，癱坐在車后座上。老彭趕忙請趙主任回去休息，可趙亞夫卻倔強地讓老彭和駕駛員架著他走進桃園，查看過桃樹病情後，教給老彭防治辦法。老彭後悔不迭：“為了我的桃園，趙主任連命都豁上了！要是出了閃失，我會後悔一輩子，鄉親們會記恨我一輩子！”

　　趙亞夫的手機裏存了上百個農民的號碼，無論什麼時候接到農民電話，他都耐心解答；無論什麼情況，農民有需要，他就會出現。

　　為什麼熱愛農業？為什麼喜歡農民？常常有人這樣問趙亞夫，他的回答很質樸：“學農以後，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民服務，是一件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事。”早在50年前，趙亞夫就在入黨申請書上寫下這樣的話：聽黨的話，跟黨走，為農民服務一輩子！為了這個承諾，流汗、跑路、吃苦、受累，趙亞夫從來不放在心上。趙亞夫經常揣著兩塊燒餅，天不亮就往農村跑；烈日下，他和農民一起在悶熱的大棚裏，悉心查看苗情、傳授技術；冰天雪地的寒冬裏，他拄著拐杖深一腳、淺一腳行走在田間地頭，説不清滑倒多少回、摔傷多少次。今年74歲的趙亞夫，步子已經日漸蹣跚，精力也不如以前，卻依然在用行動踐行著自己的誓言。農民們提起他，心裏都是滿滿的感激。

　　戴莊農民杜富海説，我們這裡鄉親們最怕的是下雨，因為下雨天趙主任的腰病就會發作，躺著都會痛。但是，越是下雨天，趙主任越是往田頭地角、山崗坡地跑。66歲的村民桂成龍告訴記者：“我親眼看見趙主任摔跟頭就好多次，他比我年齡還大啊，真是打心眼裏心疼啊！”

　　改變鄉村：“讓最窮的村實現真正的小康”

　　靠農業能不能實現小康、奔向現代化？這是趙亞夫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如何把黨的政策、老區的實際、農民的需求創造性地結合起來？這是趙亞夫不斷在探索的方向。

　　2002年，從鎮江市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的趙亞夫，帶著這樣的思考，來到了當時鎮江茅山老區最窮的戴莊，組建綜合性有機農業合作社，創建了有機農業産業園區，試點生態農業，創造農業經營與農村管理“合二為一”的模式。

　　一位退休的老人，到一個最窮的村莊發展有機農業，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決心？當時的戴莊每人平均收入只有3000元，村集體不僅一分錢沒有，還倒挂了80萬元債務。初到戴莊，趙亞夫並沒有得到村民認可，他勾畫的農村小康圖景，在農民看來就是“海市蜃樓”。趙亞夫第一次辦的科技講座，只來了兩個人，甚至有村民懷疑“是不是來了個推銷種子的騙子”。回家後，趙亞夫一連幾天都沒睡好覺，他決定要用實實在在的效益證明給農民們看。他承諾給試種的農民免費提供有機“越光”稻種苗、有機肥和技術指導，不管好壞，每畝以1200斤水稻市價保底收購。

　　聽過講座的杜中志答應嘗試栽種1.6畝“越光”稻。為了幫助杜中志種好稻米，趙亞夫來到戴莊，和杜中志同吃同住，幫助他栽種稻米。杜中志按照趙亞夫教的方法，精心培育，當年就收穫了700余斤“越光”稻，加工出來的大米賣到了8元一斤。

　　杜中志是戴莊村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是戴莊村第一個在趙亞夫的指導下富起來的農民。如今他承包了有機桃園，還種植有機水稻和有機草莓，年收入30多萬元。

　　看得見的效益，調動了農民參與有機農業的積極性，隨著有機農業面積逐年擴大，一大批農戶富了起來。2006年，在趙亞夫的指導下，成立了江蘇省第一個綜合型社區農業合作社——戴莊有機農業合作社，並親自擔任“不拿一分錢的顧問”。當時就吸引了全村90%的農戶參加。

　　戴莊村總支部書記李家斌告訴記者：“通過民主程式，村黨支部、村委會主要成員和村民代表組成了合作社理事會，農民獲得合作社分紅得到實惠，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農村民主管理、生産經營都得到了加強。”2013年，戴莊全村每人平均收入達到1.66萬元，是10年前的5倍，富裕起來的農民蓋起了小樓，買上了小車。杜中志在外打工的兒子也回來了，“沒想到農業也這麼賺錢，當農民也可以這麼爽！”戴莊集體經濟也有了發展，從負債80萬元到固定資産1000多萬元。最讓趙亞夫欣慰的是，村裏的20多個貧困戶在合作社幫助下過上了好日子。合作社吸收低保戶張乃成為社員，幫他墊付生産成本，幾年下來，張乃成不僅還清了欠款，還蓋起了新房。

　　讓最窮的村實現真正的小康，讓村裏的貧困戶也能富起來，讓農業也能成為賺錢的産業，趙亞夫的美好願景正在實現。而隨著有機農業的發展，一幅生態家園美麗鄉村的圖畫正在戴莊初現輪廓。

　　趙亞夫在種植“越光”有機水稻時，使用鮮牧草和米糠作為有機肥，達到除草目的。他推廣立體農業，在桃林套種牧草，林間散養雞、鵝、羊；在有機水稻收穫前，混播紅花草和黑麥草種子，收穫後放牧食草畜禽，既讓農民獲取多元收益，又解決了土壤肥力。這使戴莊的生態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示範核心區的4000畝土地，農田生態系統顯著修復，稻田蜘蛛等有益生物數量超過了常見害蟲，村莊上空能見到老鷹在盤旋。全村化肥、農藥的用量比過去下降了80％，大幅度減輕了農業面源污染。趙亞夫制定的《2011—2015年戴莊村有機農業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發展生態農業，豐富生物多樣性，修復農業生態系統，同步實現農業高效、糧食安全、農民大幅度增收，使戴莊村成為一個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範例。

　　不計名利：只為“離農民近一點”

　　記者在戴莊村委會見到趙亞夫時，他穿著格子衫、牛仔褲、腳下的藍布膠鞋沾著泥巴。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的趙亞夫，背著一個深藍色的雙肩背包，笑瞇瞇地問記者：“我要去地裏看看，你要不要一起轉一轉？”大學生村官吳世玲告訴記者：“趙老一來，准保先去地裏，很少能在辦公室坐下來喝口茶。”

　　而那個雙肩背包裏是趙亞夫的“全部家當”：一個相機、一把尺子、一個記事本、一把雨傘。“走到哪背到哪，省心省力！”路上，趙亞夫拿出相機給記者展示：“這是前天我拍的照片，這片秧苗剛插上，這兩天低溫多雨，我得去看看。”田間地頭儼然就是趙亞夫的辦公室，他步伐有些緩慢，腰身有些微駝，一邊拍照，一邊記錄。站在他身邊的記者，從他的一言一行中，能明顯感到他對待田裏的果樹、莊稼、蔬菜充滿了感情，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精心呵護。

　　幾年來，每星期趙亞夫至少要到戴莊來兩三趟，農忙的時候幾乎每天一趟，一年到頭，風雨無阻。據估算，他一年在農村的時間超過200天，除了出差和開會等，其餘的時間都花在了戴莊。

　　熟悉趙亞夫的人都知道，他始終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自己的生活一直非常簡樸。在戴莊，趙亞夫每天都要在田裏忙到下午1點多才去吃午飯，對於伙食也沒什麼要求，粗茶淡飯能填飽肚子就行，匆匆吃完飯又繼續工作。

　　趙亞夫對名利十分淡薄，對待職務升遷問題，提出唯一要求，就是“離農民近一點”。1993年，趙亞夫被選為鎮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提出了不駐會的要求，就是因為他要經常到農村去指導農民。1999年組織上推薦趙亞夫任江蘇省農科院院長，但趙亞夫推辭了：“我往上升就找不到根了，我的根在農村！”

　　趙亞夫有個“三不原則”：不收指導費用、不搞技術入股、不當技術顧問。這些年，他幫了那麼多農民致富，卻從沒收過農民一分錢；憑著領先國內的農業技術，他辦公司、做項目，當千萬富翁都不成問題，但他從來沒為自己謀求過任何私利，他親手建立的戴莊有機農業合作社，自己沒有任何股份；面對紛至遝來的高薪聘請、技術入股、有償挂名，他一個也沒有答應。他説：“我的退休工資足夠用了，錢多了我也不會花，我只想幫農民多做事。農民這樣尊重你、信賴你，就是最好的報答，比金錢寶貴得多。”甚至被評為“江蘇省科技興農模範”的30萬元獎金，趙亞夫也以購買合作社有機大米等方式，分發給了為戴莊有機生態園建設作出貢獻的人。

　　趙亞夫半個世紀對“三農”事業的堅守，凝結著他和家人的奉獻。在他妻子黃寶華看來，趙亞夫就是一個“住在城裏的農民”。大兒子小時候無人照看，兩次差點溺水而亡。後怕之餘，黃寶華要趙亞夫調離農科崗位，不要盡忙著下鄉，可趙亞夫反而勸妻子從市區調到鄉下工作。夫妻結婚47年，唯一的一次旅遊是去了一趟杭州。最讓黃寶華擔心的是趙亞夫的身體，“畢竟是70多歲的人了，腰腿痛病更加嚴重了，還有高血壓。”有幾次，黃寶華看到趙亞夫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渾身像散了架一樣，躺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黃寶華就知道趙亞夫摔跟頭了，就心疼得不得了，一邊給趙亞夫按摩，一邊輕輕責怪，一邊默默流淚。

　　“作為一名老黨員，有生之年我還將繼續在破解‘三農’問題的道路上探索前行，努力培養新型農民，幫助他們辦好合作社，儘快實現現代化，實現我和他們共同的‘鄉土中國夢’！”趙亞夫動情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