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時評

　　文·潮 白

　　高考在即，“高考移民”也如影隨形地又一次進入了公眾視野。據報道，2013年以來，內蒙古自治區針對“高考移民”已相繼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合法遷入的外省市考生與本區原有考生公平競爭。然而，還是遏制不住假的。僅2014年，他們就成功清退了1465名“高考移民”。虛假“高考移民”的猖獗程度可見一斑。

　　人口有流動，就會有移民，因此而産生的“高考移民”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大規模的“高考移民”絕對談不上正常，它鑽的是國家政策的空子。我國幅員遼闊，各省市區之間不僅發展不平衡，教育水準也存在極大差距，這一客觀存在決定高考錄取分數線還不可能劃一，不能不對偏遠地區予以傾斜。因此，同樣的高考分數，在此處可能只能讀專科，而在彼處卻可能就讀一本院校。也正是這個“剪刀差”，給了那些有能量的人躍躍欲試的衝動。一旦得手，“高考移民”的性質也就發生了畸變，顯見關聯的是吏治等一系列問題。內蒙古有關部門發現，相當多的移民家長為鄰省的公職人員，許多還是領導幹部，他們採取非正常手段遷移戶口，通過不正當手段為子女在內蒙古空挂高中學籍。這些“高考移民”一方面在原籍享受優質的高中教育，另一方面又侵佔國家分配給內蒙古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這就是非打擊不可的了。

　　有意思的是，“高考移民”並非只是當代的産物。我們不是喜歡拿高考和科舉類比嘛，而在科舉時代，“科舉移民”也成了一種現象。比較起來，二者真是何其相似乃爾。稍有差別的是，現在叫“移民”，那時叫“冒籍”，冒充籍貫，不是那兒的人而冒充那兒的人。

　　洪邁《容齋隨筆》説，他家藏有一本宋真宗鹹平元年（998年）的登科進士名冊，他驚奇地發現，該榜50人中除了第9名的劉燁，“余皆貫開封府”。他推測，未必是京城的人水準有多高，很可能是“外方人寄名托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因為京城考生的錄取率高。這是很有可能的。吳宗國先生考證，唐朝科舉錄取比例最高的是長安、同州和華州。長安是京兆，另兩處也在今天的陜西境內，屬於京兆的輻射範圍。這種情況在宋朝想來也是同樣。方勺《泊宅編》有一段自白，印證了“科舉移民”的存在。方勺是江西考生，但跑到杭州應舉，結果給人告發，不讓考。方勺就找了杭州知州蘇軾，“賴公照憐，得就試”。這就是説，有賴東坡從中斡旋，他的“科舉移民”問題才算過關。至於東坡如何操作，史書沒有多説兩句，成為憾事。

　　對“高考移民”的處理，內蒙古有關部門已經與相關省市紀律檢查機關取得聯繫，明確對涉及公職人員偽造身份的，將嚴肅查處。而處理“科舉移民”，比這要嚴厲得多。舉個極端的例子，萬曆乙酉科（1585年）查出共有浙江馮詩、章維寧等8名“科舉移民”，怎麼處理的呢？馮、章二人“枷示順天府前”。這年冬天偏偏“凜冽倍常”，二人“僵凍幾死”，賴同鄉沈繼山“以鄉曲憐之，倍予衣食，得不斃”。而沈繼山卻為此付出了貶去南京為官、降俸二級的代價。枷滿之後，馮、章二人與其他6人“俱發為民，禁錮終身”。本人無意對嚴刑峻法津津樂道，只是想説，僅內蒙古一地的“高考移民”便如此嚴重，估計全國範圍的治理用常規辦法是難以奏效的，套句俗話説需要“加大力度”。

　　“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宋人這句話是針對“科舉移民”説的，把“君”置換成“國家”或“社會”。那麼，始於投機行為而必然導致欺詐行為的“高考移民”，不僅會嚴重損害高考的公正性，而且想遷來就遷來，想遷回就遷回，也讓我們見識了權力的濫用程度，非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