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的家庭主婦林女士最近很煩惱：她習慣在街上隨處可見的“專賣店”或者超市買名牌大米—— —五常大米，卻被懂行的人告知，其買的五常大米相當一部分都是假冒的。記者調查發現，五常市五常大米年産量至多為105萬噸，但業內人士估算，全國市場上標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萬噸。這意味著，市場上大量的五常大米都是假冒的。

　　産量之謎：哪來那麼多五常大米？記者在日前哈爾濱市香坊區某超市看到，數十袋“五常香大米”擺放在十分顯眼的地方。雖然這種大米外包裝標著“五常”以及“黑龍江五常優質水稻生産基地”的字樣，但其産地竟然是“哈爾濱市香坊區”。除了産地不符合，這種大米的銷售價格也超低。一般來説，純正的五常大米售價至少為一斤5元至6元，但超市的售價是一斤3.5元。記者問“能不能保證是五常大米”？超市人員默不作聲。

　　五常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趙春雷認為，從原産地保護産品的定義和範圍看，所有在五常市區域內種植的大米，理論上都可以叫五常大米。2003年，五常大米被國家質檢總局確定為原産地保護産品，明確五常市全部24個鄉鎮所生産的40多個品種大米都叫五常大米，執行國家強制性標

　　準GB19266。

　　五常市農業局副局長秦利明算了筆賬：全市水稻種植面積約220萬畝，按畝産1500斤水稻計算，年産水稻150萬噸。

　　即使按70的最高出米率計算，全年大米産量也不會超過105萬噸。但業內人士估算，全國市場上銷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萬噸。

　　品質之虞：“調和米”到底算不算“摻假”？2010年7月，媒體曝光有外地企業往大米中摻入香精冒充稻花香事件，五常大米首度遭遇品牌危機。摻假”成為五常大米的污點話題。

　　記者調查發現，五常“調和米”催生了所謂“拼縫”行業。不少五常市的“能人”從外地收稻，再賣給五常市的加工企業，一轉手一斤稻就可掙3至5角錢。

　　每天都有裝載數十噸外地稻的大車不停運進五常市。

　　記者在五常市採訪了多家米業企業，對往大米里加香精、加蠟等添加劑的假冒行徑，受訪者一致表示深惡痛絕，而對將不同品種水稻摻在一起加工成米的“摻米”現象，態度明顯曖昧很多。

　　在去年五常市品質技術監督局的一份報告中，對“調和米”有比較詳盡的闡述，一是由外地稻和稻花香調和而成，不標注“五常大米”；二是由五常地産水稻和稻花香調和而成，標注“五常大米”；三是外地水稻和五常其他品種水稻調和而成，標注“五常大米”。

　　多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由於“調和米”需要大量外地水稻，五常市周邊市縣甚至一河相隔的吉林省個別鄉鎮，專門種植一些水稻給五常水稻做“配套”。

　　部分消費者希望購買純正五常大米，稱“調和米”本身是“摻假”行為。也有市場監管部門指出：部分企業生産“調和米”，一方面是為追求高額利潤，打擦邊球，一方面是經銷商壓低價格，米業不得已而為之。

　　五常市部分企業則反駁道，調和米”是五常大米市場定位變化的産物，旨在滿足不同消費層次需求。由於純正有機稻花香的種植、收購和加工成本高，市場價格自然就高，普通百姓根本消費不起。於是，調和米”應運而生。

　　然而，當記者以消費者的身份走訪一些米企時，得到的回答則是：你出什麼價，我就給你調什麼價格的米。同時，也有部分企業和農民合作社不為所動，堅持做單一品種的五常大米。他們認為，調和米”遲早會砸了五常大米的牌子。

　　監管之難：政府四處打假陷窘境自2010年被媒體曝光“摻假”問題後，五常市組織質監、工商、稅務、公安、農委等多個部門，對全市稻米市場進行專項整治，杜絕摻香精、給大米上蠟現象。但隨著市場環境以及消費需求的多元化，一些企業為了逐利又開始打“擦邊球”，一些新的市場經濟現象也需要界定。

　　異地被假冒是五常大米麵臨的又一困局。有業內人士介紹，相當一部分“五常大米”是在銷售地“調和”或“包裝”而成的，江西和福建等一些地方，甚至成了這些米的“産地”。

　　2014年末，五常市由一位副市長帶隊，組織了10多人的打假隊伍，專程去北京、上海、天津、瀋陽等地維權打假。發現各地都在打擦邊球，完全使用“五常大米”商標的並不是很多，一些標有“五常禦貢”“五常稻花香”五常稻米優質生産基地”的産品包裝若較起真來，還不構成明顯侵權。

　　政府打假隊通過法律維權也在進行。在北京，已經對一家企業和兩家個體工商戶提起了訴訟，也得到了朝陽區法院的受理。但感覺勝訴把握不大，因為對方在商標上，體現得不典型”如果認定涉罪，也必須完全是假冒，比如主體無差別”，秦利明説。五常市副市長杜澤春直言，異地打假一是成本高打不起，二是管轄權受限制。

　　趙春雷介紹，目前深圳有關科技公司已針對五常大米的鑒別做了幾年的研究，新的可靠鑒別方法有望在近期出臺。但有人質疑，靠科技鑒假實用性不強，因為一般都是出現糾紛才用科技鑒假，而且需要支付費用。

　　趙春雷説，如果想讓消費者明明白白消費，就必須創新監管體系，包括修改相關品質標準，具體標明水稻品種和産地以及相關比例。

　　杜澤春認為，政府要創新監管方式，加大監管力度，建立品質安全可追溯體系。同時，企業應加強“誠信”理念，樹立並保護好自己的品牌。同時，如何放大品牌效應、拉長做強整個産業鏈，是政府部門在進行農業産業化方面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