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天津大學教授因牽扯專利相關的商業糾紛，入境美國時遭逮捕和“高調”起訴。美國把一種涉及手機等行動通訊設備的技術稱作“敏感技術”，“指稱”當事人涉嫌“經濟間諜罪”和“竊取商業秘密罪”。

　　商業糾紛脈絡清晰

　　當事人16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城市洛杉磯入境時遭逮捕，原因是美方當局今年4月1日備案一份起訴書，把這名教授以及另外5人列為“被告”。所謂“備案起訴書”，即不公開起訴對象和內容，僅向執法機關提供相關線索。

　　逮捕這名張姓教授後，美國司法部公開聲明以及相關起訴書。依照公開的內容，總共6名當事人，都是天津大學及其關聯企業員工，其中3人曾經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同學；張教授和另外一人同時期在這所高校攻讀博士學位，以薄膜體聲波諧振器（FBAR）為研究課題，畢業後分別在思佳訊公司(Skyworks)和安華公司(Avago)就職，從事FBAR 部件設計，用於移動設備過濾無線電信號。

　　2009年初，張教授所在思佳訊公司退出FBAR業務，由安華公司接手。同一年稍後，張教授與他的那名同學先後回國，共同創業、製造FBAR産品，同時就任天津大學教授。

　　2011年，張教授在美國申請技術專利，觸動那名同學先前在安華公司的一名技術主管。兩人隨後以當面和電子郵件等方式交涉“侵權”事宜……

　　從美國司法部公開聲明以及相關起訴書公開的這些內容，已經可以明顯看出，糾紛的雙方，是張教授等人與安華公司。

　　FBAR真“敏感”嗎？

　　美方訴狀中，沒有列出張教授及其同學在美國企業接觸過任何與軍事相關項目，沒有提及兩人在天津創業項目是否涉及軍事項目，只是説FBAR技術能用於軍事。

　　FBAR如今最常用場合，是手機之類移動電子産品。

　　但是，美國司法部聲明把FBAR稱作“敏感技術”，指認6名當事人涉嫌“經濟間諜罪”和“竊取商業秘密罪”，更因為當事人所屬中方機構與政府關聯而指認他們圖謀讓中國獲得“經濟優勢”。

　　更有“名堂”的是，起訴書所列“證據”主要以電子郵件為主，既包括當事人在美國期間私人通信，也包括他們身處中國所收發郵件。美國調查部門如何獲得這些私人通信，恐怕難以撇清“駭客”手段的嫌疑。

　　參與調查部門有美國聯邦調查局，也有司法部下屬“國家安全局反間諜處”。

　　確保中國公民權益

　　張教授16日入境美國，據説是要參加一場學術會議。他18日在洛杉磯一家加州中區聯邦法院首次出庭，隨後將在聖何塞一家加州北區聯邦法院出庭，時間待定。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司法部19日就這一樁訴訟發佈聲明時提醒，聲明以及相關起訴書所列罪名當屬“指稱”性質，而非正式指控罪名，在確證罪名成立以前，理應對當事人作無罪推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説，中國政府對有關事態嚴重關切，正進一步了解有關情況。中國政府將會確保中國公民在中美人員交往中的正當權益不受損害。

　　中國駐美外交人士披露，中方獲得美方通報，已經向張教授提供領事保護服務，包括聯繫律師。

　　被“誇大”的糾紛

　　事情原本簡單，無非兩名國人，在美國高等學府深造，同學、同專業、同一課題，研究頗有“心得”，於是萌生創業“夢想”。

　　他們各有專長，親身設計，否則兩家美國企業不會錄用。兩人在美國與風險投資商接觸，也與中國機構聯絡，最終選擇回國落戶。兩人中一人離職創業以後獲得美國專利，而他原先供職企業已經退出與專利相關業務。

　　問題在於，另一家企業還在；而企業與學校相比，對“産權”和“利益”更執著，對員工“限制”和“計較”更嚴苛，一些時候對“同行”或稱“對手”更兇狠。

　　在技術行業，前任員工與前任“老闆”鬧翻以至交惡，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但此時蹊蹺之處在於，企業不出面，卻由美國聯邦政府機構介入，30頁篇幅起訴書、3頁紙聲明，列6名被告、32項罪名，形似“高高舉起、狠狠砸下”，把至多一起民事糾紛放大為至少一樁刑事案件，甚至生拉硬拽出“中國政府關聯”，招得西方媒體好一陣興奮。

　　19日下午，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聖何塞，所謂“矽谷首都”，也是張教授後續將出庭的城市，一批美國企業界人士聚集在一起。但凡了解訴訟所涉及技術者，大都認為這樁訴訟“誇張”。

　　一位前任軟體工程師、現任企業家解讀：現在就這樣，好像是趨勢，但凡公訴案，都會“過度指控”，用以嚇唬“被告”，迫使當事人“認罪”。

　　馬丹 徐勇(特稿·新華社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