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情新觀察

　　在2015年度美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來自美國羅格斯大學環境科學系的艾倫·羅博克教授聲稱，曾有自稱中央情報局顧問的男子來電詢問，氣象專家能否就敵對國家操控美國氣候的情況實施監控？他進一步指出，中情局顧問的真實意圖並不局限于保護美國的氣象安全，可能還包括掌握控制他國氣候的能力和手段，具體而言，即是研發所謂的氣象武器。

　　事實上，美軍將氣象控制技術用於軍事領域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二戰期間，赴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美軍就曾製造濃霧帶掩護軍隊行進；在越南戰爭中，美軍又以空投催雨彈的方式破壞越共軍隊的補給線。20世紀80以來，美軍對氣象控制技術的研究持續推進，投入鉅資展開多個軍事科研項目，其中包括製造雷電的“天火計劃”、製造風暴的“暴風雨計劃”以及製造地震的“阿耳戈斯計劃”等。2003年，由美國空軍和海軍資助的“高頻主動極光研究項目”正式展開。項目負責人伊斯特蘭在給國防部的報告中指出：“它能改變特定區域的氣象，導致敵對國家面臨極其惡劣的氣象環境，而無法採取任何反擊行動。”

　　雖然早在1977年，聯合國就頒布《禁止將影響氣候手段用於軍事目的公約》，在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再次重申了禁止研發氣象武器的規定，但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軍事強國對於氣象控制技術的研究始終未曾停滯。

　　首先，氣象武器是體現總體戰思想的戰略性武器。1935年，德國將軍和軍事戰略家魯登道夫出版《總體戰》一書，指出戰爭不是軍事領域的一維對抗，而是延伸至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各領域的全維度對抗。氣象武器通過製造各類自然災害，造成敵對國家農業減産、交通癱瘓、能源供應中斷、民眾流離失所，進而引發深重的社會危機。有鋻於此，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提出“氣象控制比原子彈還重要”的觀念。

　　其次，氣象武器具有與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匹敵的破壞能力。氣象武器不再是能量轉換的介質，而是扮演催化劑和倍增器的作用，通過釋放較少的能量，激發自然界氣象變化所蘊藏的巨大能量，形成類似“蝴蝶效應”的超強釋放。就毀傷範圍和破壞程度而言，氣象武器較傳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過之而無不及。

　　再次，氣象武器使用隱蔽，導致受害國追責困難。氣象攻擊的實施是以自然界正常氣象變化作為掩護，通過隱蔽的人工催化手段對局部範圍內的氣象變化過程施加影響，整個作用過程與自然的天氣、地質變化渾然一體，且結果具有延遲性，往往需要在幾天后才能夠反映出來，這些都造成氣象攻擊過程難以察覺。氣象武器的隱蔽性，為非戰爭狀態下國家之間的對抗提供了新的手段。

　　基於以上三點優勢，氣象武器在未來戰爭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是可以預期的。然而，美軍卻對氣象武器的軍事應用前景持審慎的態度，並將擁有氣象武器的時間表定到2025年。由此可見，從武器試驗到制式化裝備部隊，氣象武器還需要走過一段漫長的路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氣象武器的不可控性。氣象武器以自然環境為作用對象，它的不可控性同樣也可能造成連鎖性的自然災害，甚至對全球範圍的地質構造和物種結構産生難以修復的影響，從而給人類的生存安全構成嚴峻的威脅。

　　可以預見，為了避免出現新的“末日武器”，國際社會應當以核武器作為前車之鑒，將全面禁止氣象武器從條約落實到行動。（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