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剛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重新意識到製造業在競爭中的重要地位，全球製造業加速重構。美國啟動“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全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德國政府提出了一個工業4.0的高科技戰略計劃。日本也發佈了製造業競爭策略，加強對先進製造業前瞻佈局。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國家正以後發優勢，吸引中國製造加速外遷。為應對這一變化，我國近期提出了要實施“中國製造2025”戰略，力爭到2025年從製造大國邁入製造強國行列。

　　顯然，我們這個受産能過剩困擾的全球第一大製造生産國，擔心的不是製造業規模的萎縮。因為，在新一輪全球産業競爭中，各國戰略聚焦的重點，也不是追求更大，而是如何變得更強。

　　為什麼一個在超級計算、探月工程、衛星應用等高精尖領域能走在前列的國家，卻難以做好工業化大生産的製造環節呢？

　　有人説，這是發展階段使然。美國、日本、南韓都經歷了這樣的階段。但是，別人走過的彎路，我們就一定還要再走一遍嗎？顯然不是。

　　要不再走彎路，必須清楚，製造強國和製造大國的區別所在。製造業強國，強在標桿引領，做的是從0到1的事，別人沒做的你做出來了，別人做了不成功的，你成功了，這是做強。製造業大國，大在跟隨複製，做的是從1到無窮的事情，別人設計創意，我們製造生産，別人主導話語權賺高利，我們跑量賺薄利，這是做大。

　　做大易、做強難。今天的中國製造，正處在由“大”到“強”的關鍵轉折期。對照他國走的彎路和成功所在，中國製造做強，三類阻礙因素值得關注。

　　其一，差不多可以。回顧德國和日本製造的成功，其品質管理體系的嚴格發揮了突出作用。中國産和德國産設備的差別，不僅在於製造工藝精湛程度上，也在於擰螺絲這樣一道小工序的認真程度。在德國2.5毫米誤差，在中國不是問題，德國人卻總説“不”。日本製造的崛起，也得益於美國管理學家愛德華茲·戴明的品質管理理論在工廠的應用實踐。有人就認為，是戴明的理念，使得日本從一個衰退的工業國加速轉變成了世界經濟強國。戴明有一個觀點對轉型升級中的中國製造頗具啟發：品質是一種以最經濟的手段，製造出市場上最有用的産品。一旦改進了産品品質，生産率就會自動提高。

　　認真二字值千金。想想我們以舉國之力實現的重大科技突破項目的成功，也恰恰是來自於這二字。中國製造要強，告別差不多可以，擁抱認真，是贏得市場信任的必要之舉。因此，配套中國製造2025戰略，有必要實施全面品質管理計劃，以品質標準引領中國製造做強。

　　其二，倣冒者無事。當前我們智慧財産權保護狀況任重道遠，無論是生産者、消費者都對倣冒品無是非感，售倣買倣早已蔚然成風。一個産品出來幾天，倣冒便已遍及街頭巷尾。即使在我們一些大綜合性網購平臺上，倣冒者也是打不勝打。合理的、可執行的智慧財産權保護體系，看似是擋住了一些人和一些企業的創富夢，但卻是打開了一扇全體社會進步之門。創意創新有時差的就是一層窗戶紙，一捅破，就豁然開朗，但捅破這層窗戶紙卻可能需要創新者花費巨大財務和時間成本。弄虛作假，倣冒盜版者得不到懲罰的結果就是，創新者利益受損，創新動力受到打擊。也就沒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氛圍了。靠法治護航，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和執行的力度，讓違法者受懲，讓守法者得利，這也是推動製造大國變成製造強國的重要制度因素。

　　其三，速勝取巧心。中國速度是我們過去津津樂道的。賺錢要賺快錢，炒股要做波段，今天投資明天最好見效。在這樣的速度觀和利益觀驅使下，製造業的專精深是無法達到的。我們看到，在歐洲有很多祖傳幾代的企業，可能只是做一個小鑽頭、一種飾品、一塊手錶，有些産品的市場規模不大，但這些企業幾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慢做，日積月累，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強大，也做出了一種製造文化。但我們的情況是，速勝論、取巧論橫行。有一個段子很能説明這種心態，説的是一家知名外企和國內民企都上了一條香皂包裝生産線，使用中發現這條生産線有個缺陷：常常會有盒子裏沒裝入香皂。總不能把空盒子賣給顧客啊，外企請了一個學自動化的博士後組織了十幾個人的多學科攻關專業團隊，投入幾十萬元，製造了一套放射線檢測設備解決了這個問題。民企卻只花了幾百元就解決了問題：在生産線旁邊放了臺大功率風扇，猛吹之下，空皂盒自然會被吹走。

　　看完段子，我們或許都會為中國人的聰明點讚：我們的民企這麼小的投入解決了問題。埋頭苦幹的外資企業，真是愚蠢啊！事實上，這種解決問題的思維，也決定了當前中國製造很難成為中國創造，製造強國只靠“急智”、“小聰明”，而輕視真正的投入和基礎性研究，輕視自主創新，是無法實現的。

　　毫無疑問，未來的全球製造業競爭，一定是在是高端化、資訊化、智慧化的“高精尖”領域的競爭，但中國製造如果只盯著高精尖，不加快改變做事的方法、集體行動的邏輯、解決問題的心態，製造強國之路將更加漫長，甚至遙遙無期，需引以為戒。

　　（作者單位：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