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內多數人所“認識”的不同，尤爾根·哈貝馬斯——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觀點犀利、不留餘地，時而悲觀失望，也不喪失樂觀的情懷。

　　可能因為需要憂慮的事情太多，哈貝馬斯似乎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溫文爾雅。畢竟那些頻繁的辯論，曾是國外學者了解哈貝馬斯的最便捷途徑，激烈的交鋒讓他們習以為常。

　　令人欽佩的一點是，哈貝馬斯從來沒有逃避知識分子的責任，公開參與困難的道德和政治議題，那正是他理論貢獻中的重要內容——公共領域起作用的應有方式。

　　為歐洲一體化發火

　　2003年4-5月間，哈貝馬斯兩次發表聲明，反對伊拉克戰爭並支援加速歐洲一體化。

　　但到了2011年，82歲高齡的哈貝馬斯的確真是生氣了。德國《明鏡》雜誌描述説，他在巴黎的歌德學院演講時捶著桌子叫道：“已經夠了！”

　　《明鏡》説，因為哈貝馬斯觀察到歐洲協議走向末日的跡象，而歐洲是他這代人的項目，他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頗值得玩味的是，2008年哈貝馬斯出版了一本書《啊，歐洲》（Ach，Europa)，在英國，它的題目則被改為《歐洲：搖搖欲墜的工程》。

　　哈貝馬斯指出，歐盟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再次出現的自戀傾向和富足巨人的自戀心態，他認為，精英們似乎在享受自我滿足的國家常態，徹底失敗的人更快學習的願望已經消失。更糟糕地是，歐洲統一仍然是精英工程，沒有創造出公民可以無需考慮地位自由討論交流的公共領域。

　　如何改變這個現狀呢？哈貝馬斯認為，歐元區經濟政策上的合作也能導致其他領域政策的一體化；到現在為止，管理層推動的系統工程，也應該在國民思想和心目中紮下根來。

　　歐盟應轉化怎樣的超國家民主體？哈貝馬斯認為，不應該把“聯邦”看做美國、瑞士和德國那樣的聯邦，應該向公民保證，歐洲聯盟不會變成可怕的“超國家”。

　　即使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哈貝馬斯無不惋惜地説道，德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歐洲少有興趣，這是一個過於複雜又不性感的主題，而且目前仍是一個“學院話題”，局限在法學家、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小圈子裏。

　　但哈貝馬斯還是堅持認為，絕不能允許歐洲這個文明社會的項目失敗，“共同體”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否則我們就在冒一種持續緊急狀態的風險。

　　期待平等的世界秩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哈貝馬斯也加入到了世界政治與經濟的討論與辯論之中。

　　他在德國《時代》週報的採訪中明確談及對金融體系虛偽特質的不滿，他説：“最讓我擔憂的，是駭人聽聞的社會不公：制度失靈所産生的社會成本對最脆弱的社會群體的打擊最為無情。”

　　“普通大眾本來就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面對金融體系可預見的功能失靈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後果，現在他們卻被再次要求買單。”哈貝馬斯分析稱：“而且這不像股票持有者那樣以票面價值支付，而是以他們日常賴以生活的硬通貨來支付。”

　　哈貝馬斯認為，從全球範圍來看，經濟上最虛弱的國家也難逃這種被懲罰的命運，這就是政治醜聞，現在，他們又找到了替罪羊——投機者們一直是在法律框架內按社會所承認的利潤最大化的邏輯行事的。

　　哈貝馬斯強調，不應當任憑證券投機風險的擺布，生活領域也不允許把養老金變成股票。這樣的公共物品，像真實的政治交流一樣，不應按照金融投資商們對利潤率的期待來裁減。

　　不過，哈貝馬斯也總想找到樂觀的理由，從悲觀預言家突然變為某種程度上的盲目樂觀者。他相信：“市場和政治之間所能達到的充分的平等，一再證明政治社會的公民之間的社會關係網，並非破壞到無法修補的地步。按照這個節奏，金融市場全球化現階段過後應該出現一個更加團結的國際社會。”

　　實際上，早在1973年，哈貝馬斯就在《合法性危機》中對晚期資本主義傾向等方面研究耗費了諸多筆墨。但正如譯者曹衛東所言，遺憾的是哈貝馬斯並沒有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細緻分析，這給國內學者在這條分析道路上留下了“艱巨的任務”。

　　在世界掀起“哈貝馬斯熱”

　　由於種種原因耽擱，哈貝馬斯2001年4月才來到中國，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做了題為《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民族國家》等一系列的演講，在中國學術界反響巨大，以至國內一度出現“哈貝馬斯熱”。

　　邀請哈貝馬斯訪華，最初可以追溯到1980年。這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一個學術代表團應邀訪問德國，重點訪問了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並專程前往慕尼黑，拜訪了時任馬普學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的哈貝馬斯。據哈貝馬斯本人和他的弟子杜比爾（Helmut Dubiel）的回憶，中國這個代表團給了他們很深的印象，並正式向哈貝馬斯發出了訪華的邀請。

　　有許多學者可能都拿到了哈貝馬斯的名片——這是哈貝馬斯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名片，而且是為來華訪問專門準備的。據他解釋，他是汲取了到日本訪問的教訓。在日本訪問的時候，他發現幾乎所有日本學者都有自己的名片，而他不得不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給別人留地址。在準備名片的時候，哈貝馬斯才發現，自己的社會聲譽雖然蓋世，然而社會兼職卻幾乎沒有，可他又覺得總該給自己冠上一些頭銜，左思右慮，最後他決定在自己的教授職務前面加上一個"Multi"，大概有多功能的意思，確實挺符合哈貝馬斯的跨學科身份。

　　如今活躍在網際網路上的人們也沒有忘記這位老者。即使他並不會上Twitter、Facebook，更不可能登陸微網志微信。但有一個年輕人把哈貝馬斯有關因特網的思想發在微網志上，並謊稱自己是哈貝馬斯，果然成功地激發起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他們感到好奇哈貝馬斯在1962年的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對資産階級社會範疇的探詢》中提出的關鍵概念“公共領域”如何應用在因特網時代。

　　但哈貝馬斯本人卻對此有點惱火，從個人觀點上也持反對意見，在他看來，因特網産生一種離心力，釋放一種很少重疊的高度雜亂的交流通道的無序波動。當然，不受限制的交流的隨意性和平等性能夠對專制産生顛覆性的影響，但網路本身不能産生任何公共領域。其結構不適合把分散的公民大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議題上形成經得起專家研究和過濾的公共輿論。

　　反而，哈貝馬斯對報紙卻有著獨特情感，他憤慨地説：“在我們的國家，之前一直是民主話語基石的全國性報紙現在也面臨嚴峻的危險。沒有一家報紙找到能夠確保重要的全國性報紙在因特網時代生存下去的模式。”

　　那麼，或許社交網站能幫助創造那種團結？這樣的答案，或許不應期待這樣一位老人幫我們講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