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記錄了一個人的主要工作、生活經歷，能夠極大地反映出一個人的綜合素質。近年來，在檔案中修改年齡、增刪履歷，將背景材料整體“洗白”，成為一些地方幹部人事管理的“潛規則”。

　　專家認為，要改變人事檔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需要提高幹部基本資訊的公開化程度，為社會監督創造條件，同時加大對造假行為的處罰力度。新加坡、紐西蘭等國的做法或可提供一些借鑒。

　　紐西蘭：一舉一動“曬”在陽光下

　　在自嘲有“政治潔癖”的紐西蘭，檔案資訊透明公開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曬”在陽光下。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修訂，《紐西蘭官方資訊法案》已經成為公民要求政務公開、資訊透明的最堅實保證。這部法案最重要的原則是：“除出於特定原因需要保護的資訊外，所有資訊都必須公開。”法案要求任何政府部門在收到公民查詢資訊的要求時，按照這條原則執行。

　　按照法案規定，公民向政府部門提交資訊公開申請，政府組織必須在20個工作日內作出是否提供資訊的決定。同時，法案明確表示，20個工作日是最長時限，實際工作應越快越好。根據法案，有些資訊會被拒絕答覆，有些則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一旦政府部門無法在20個工作日作出決定，申請者有權向政府監察專員投訴。如果政府部門決定不公開相關資訊，還需要向申請者明確理由。政府部門之間可以互通一定範圍內的有關資訊。

　　在這種嚴格的法律規定下，政府官員一旦存在檔案造假、隱瞞資訊或違反規定的情況，公眾和媒體可以很容易地從官方獲得相關資訊，讓想要“鑽空子”的官員無處藏身。

　　新加坡：學歷造假，想都不敢想

　　新加坡的嚴法嚴罰，顯然是讓蠢蠢欲動的投機分子止步不前的最大約束力。

　　其實，在新加坡，要想造假並不難。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總裁、新加坡原駐滬領事許振義告訴記者，事實上，新加坡的政府辦事大多是基於一種相互信任的原則。為了提高效率，新加坡政府的工作流程已經非常簡化，而“簡化的前提則是誠信”。

　　“比如你去政府部門辦事，很多時候會發現，政府部門讓你提交的文件幾乎是基於一個無條件信任的前提，政府假定你的材料是真實的，而它並沒有立刻去審核。”許振義説。不過，他也指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是因為新加坡在法律上對於誠信欠缺的行為給予極為嚴厲的懲罰。

　　就以新加坡的小學報名為例。同中國一樣，新加坡也有“學區房”的概念。不過，在新加坡，政府允許租房的家庭也作為學區房進入考量。也就是説，只要你住在這個學區裏，不管是購置的還是租住的房産，都被納入到該學校的入學範圍。因此，有“聰明”的家長就會採用技術手段，在孩子入學之前，到某一名校的學區內“假租”幾個月或者半年，等到小孩成功入學後再搬回原住所。

　　而這種情況，在新加坡一旦被發現，就會冠以“虛假文件”的刑事罪名被控上法庭，肇事者也將面臨牢獄之災。

　　許振義説，在新加坡，只要涉及“虛假文件”，就一定是刑事罪名。例如，在路邊停車時，司機用一張用過的停車券冒充新券這樣社會影響很小的行為，也必須上庭接受判決。冒著分分鐘名譽掃地甚至鋃鐺入獄的風險，自我約束甚高的官員斷不敢作出類似偽造學歷的行為。（原載《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