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敬一丹60歲生日。那天，她將日程安排得滿滿噹噹。19時36分，《焦點訪談》播出前2分鐘，她在微信上發出兩張圖片，一張月色下的央視大樓，一張當月主持人值班表，配圖的文字，描述著她淡然的心情：“享受著工作，進入告別倒計時。”

　　是的，敬一丹要退休了。她的新書《我遇到你》於今日首發。

　　退休後需要一個“間隔年”

　　退休這件事，敬一丹身邊的人其實早就知道。近一兩年，她一直給自己做心理暗示，碰見熟人時經常有意識地提一嘴：“我要退休了。”可最近，這件事兒被拿到桌面上，竟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就一個退休，怎麼弄出這麼大動靜呢？在這件事上，我是有準備的。《焦點訪談》3位主持人排班，排到4月的時候，我主動提出4月1日《焦點訪談》21歲生日那天，我來值班。再往後排，我又主動要求在4月27日我生日這天值班。將來，我的生日可能過得多種多樣，卻不可能有工作中的生日了，所以我特別珍惜這種狀態”。

　　敬一丹淡然地説：“我無意將《焦點訪談》做得有特別強烈的個人色彩，但我內心還是需要一種告別的感覺，所以我願意以這種方式，度過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天。”

　　敬一丹表示，退休後，自己需要一個“間隔年”，之後再重新規劃生活。“我可能有更多機會回到校園，和年輕人交流，也可能參加支教，成為一名志願者”。

　　曾對電視“一點感覺也沒有”

　　上世紀80年代，電視興起。因為人手不夠，敬一丹奉命到黑龍江電視臺客串播音員。白天，她在電臺的話筒前説“各位聽眾”；晚上到電視臺對著鏡頭説“各位觀眾”。

　　回憶起和電視的第一次“握手”，敬一丹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初的電視可真是初級階段，拍出來黑咕隆咚的，還是直播。當時，在廣播人眼裏，廣播是最正宗的，電視是新來的。電臺看電視臺，那眼光，就像國有大廠看鄉鎮企業。我也對電視有一種排斥，一點兒感覺也沒有。”

　　敬一丹想回到省電臺，更想通過考研的方式重回母校。可在哈爾濱，她舉目四望，沒一個人能告訴她考文科研究生的試題是什麼樣子的。沒辦法，她決定在壓根沒學過英語的情況下，壯著膽走進考場看看。

　　最終，這樣一種看似衝動的嘗試讓她有了兩個收穫：第一，知道了自己和研究生之間的差距；第二，認識了日後的先生、華泰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梓木。“我們當時在同一個考場，他是75級的，要考經濟專業”。

　　此後，敬一丹將幾乎所有業餘時間都花在了學英語上。1983年第3次考研，她英語拿到66分，終於被母校錄取。那一年，敬一丹28歲，已和王梓木結婚。她的研究生導師，是新中國最資深的男播音員齊越。

　　稍做點事就能遇到個“第一”

　　研究生畢業後，敬一丹留校任教，不久又被派到央視參加實踐，以積累素材寫播音講義。在央視的每一天，對她來説幾乎都是新鮮的、陌生的，這種生活把她心底裏的那種慾望喚起來了。“我並不是很容易被調動起來的人，所以一旦我的內心真正涌動起來的時候，我就特別珍視這種狀態。我找到繫領導，希望能調到央視”。

　　1988年，敬一丹正式入職央視。近30年電視職業生涯裏，敬一丹趕上了很多“第一次”：1989年《經濟半小時》創辦，她和同事第一次嘗試用兩個主持人交談的方式串連節目；1991年央視第一場“3·15”晚會，她在場邊負責接聽熱線電話；1993年，她創辦了央視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欄目《一丹話題》……

　　1995年元旦，敬一丹加盟《焦點訪談》。“那之前，我已做了五六年電視人。經濟節目觀眾群穩定，有一種穩重感，但它不是新聞前沿。《焦點訪談》不一樣，它離尖銳的問題更近了。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種力量叫做‘監督’，能讓他們實現自己的權利，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實實在在推進這種力量的成長。這個欄目讓我有一種前沿感，似乎有摸到時代脈搏的感覺！”

　　在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年，她親歷了一場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遭遇戰。“現在想想，這可能也是一種‘趕上了’。面對新媒體，我雖然有很多不適應，但我畢竟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假如沒有這種‘後有來者’的感覺，也會很危險吧。前些年，電視人的自我感覺一直很好，沒有對手、強勢、第一媒體。現在，當身後出現了追趕者，大家的腳步、狀態就都要調整了”。

　　對話

　　記者：作為在《焦點訪談》工作時間最長的主持人，您的生活方式發生了什麼變化？

　　敬一丹：我所説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廣義一點，是指一種職業狀態。這種狀態很難用特別精確的語言來形容，但有一點，我會下意識地讓自己貼近這個欄目，比如拒絕一些娛樂性較強的節目的邀約等。生活方面也是，在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公益活動時，在別人眼裏，你就是《焦點訪談》的主持人，所以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

　　記者：主持人怎樣才能做到即使在台下也不忘自我約束？

　　敬一丹：主持人不能只注重專業修養而忽略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的準則。作為公眾人物，主持人的確更應該自律。面對林林總總的生活細節，將這種約束變成一種習慣，這才叫自律。

　　記者：退休以後，還會繼續關注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敬一丹：我曾採訪過一位鄉村老師，胡大清老師。在大別山裏，他每天坐著木盆到水庫周邊把學生接來上課，就這樣一年一年地影響著他的學生們。在那個片子的結尾，我説：“我們能為大別山做些什麼，又該做些什麼？”當時，我的女兒王爾晴才4歲，還看不懂這句話。但25年後，她在我的書稿裏看到了這個故事，主動對我説，“我和我們美麗中國的小夥伴們來了”。説這話的時候，我女兒已經加入公益支教組織美麗中國兩年，成了一名職業公益人。我就想，退休以後，我的一個很重要的選擇，就是和女兒還有她的小夥伴們一起，走近這些孩子們，從這些年輕人還有孩子身上獲得一種力量。他們給我帶來了一種相信，相信未來。（文／肖瑩 原載《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