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節一過，Uber（優步）就不“工作”了。網際網路上，一條“優步廣州辦公室暫停對外營業”的新聞被轉發了上千次：一家流淌著矽谷血液，估值400億美元，目前美國最值錢之一的創業公司，在中國卻屢屢碰壁。

　　無獨有偶，在前不久的北京電影節上，著名導演、製片人王建新就為剛剛進入上海自貿區，正試圖在中國大展拳腳的全球最大完片擔保公司FFI提醒支招：“與中國源自蘇聯的‘導演中心制’存在衝突，現行的審核制度與國外也不同，完片擔保在中國要‘摸著石頭過河’！”

　　外資製造業進入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産生的巨大消費市場，往往是他們的“中國夢”。同樣，外資服務業也有著類似的“夢”，但是現在看來，實現這個“夢”卻未必那麼容易。由於搶佔傳統計程車市場，Uber在中國遭遇到傳統計程車行業的抵制，上海、瀋陽等地發生計程車罷運事件；由於交通運輸部公佈了禁止私家車接入平臺參與經營的“鐵規”，Uber玩起了“躲貓貓”遊戲；由於部分地區聘用“黑車”司機甚至發生惡性事件，Uber兼職司機的安全性問題一度備受質疑。雪上加霜的是，迅速通過模倣發展起來的易到、神州、滴滴專車等中國類似産品的前追後堵使得Uber舉步維艱。

　　Uber並不是唯一在中國遇到瓶頸的“洋服務”。在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首家落戶的外商獨資醫院——來自德國的阿特蒙集團，直到一年後的今年4月，才有望將部分醫療服務納入醫保。對於普通百姓來説，允許使用醫保才真正意味著他們可以無顧慮地享受國外先進的醫療服務。值得肯定的是，儘管納入醫保的服務項目有限，速度也並非想像的那麼快，但至少表明中國現行醫療體制正與國外先進醫療服務體系進行“磨合”，甚至願意作出改變。

　　眾多衝突的背後，也許有人會問，我們為什麼要對“洋服務”敞開大門？如果把中國的開放按照時間發展做一個單一的線性解析，我們不難發現，隨著貨物貿易的出口，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外資企業會進入中國市場，從而産生技術外溢，提升中國製造業的水準，也倒逼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核心競爭力的發展。如果這同樣適用於服務貿易，那麼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蜂擁而至的“洋服務”也必將對原本薄弱的中國服務業形成倒逼。

　　回到“Uber事件”，模倣Uber模式的滴滴、快的、神州們，也非一味地通過砸錢佔領市場：神州正在以更高的標準化服務滿足願意花大價錢的高端客戶，而易到則瞄準了企業用戶。

　　一位從易到轉去Uber的司機告訴記者：“如果壟斷多年的計程車行業服務不到位，又被人投訴，不如把市場讓出來給服務更好的易到、優步們。”

　　向“洋服務”開放，倒逼“土服務”不斷創新不斷提升，對於百姓來説肯定是好事兒。這道理不難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