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中國外經貿深化改革與開放創新”為主題，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吉林省圖們江經濟合作學會共同主辦了“2014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年會暨國際貿易發展論壇”。論壇上，與會專家就進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外貿進行了深刻剖析。他們認為，除了短期的“微刺激”政策外，更應在促進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上下功夫，促進貿易便利化，推動綜合服務業等新興業態的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張琦：

　　加力推進外貿綜合服務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張琦在論壇上指出，面對今年初嚴峻的外貿形勢，中央和各級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穩外需、增強出口競爭力的措施，近幾個月我國出口呈現企穩回升的態勢。但是，除了短期的“微刺激”政策外，更應在促進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上下功夫，以加快培育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促進外貿穩定增長，實現我國在全球生産價值鏈上的升級。

　　外貿綜合服務業又被稱為供應鏈整合産業，主要功能是為進出口企業提供生産供應鏈整合、物流以及融資、通關、退稅、保險、外匯、資訊等所有服務，將中小企業零散的外貿業務集中代辦、提供一站式外貿綜合服務的全新業態模式。

　　張琦表示，我國此類企業最早興起于深圳，近兩年在沿海與內地逐步發展起來。據統計，全國目前從事外貿綜合服務業的企業八成左右集中在深圳。據深圳海關統計，2013年深圳外貿綜合服務企業代理出口超過177億美元，佔當年深圳出口總額的5.8%，進出口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超過40家。很多企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代理進出口額和盈利的快速增長。例如，深圳最大的外貿綜合服務企業信利康公司近5年代理進出口額、利潤和上繳稅款年均分別增長53.8%、94.8%和85.4%，2013年進出口額為43億美元。深圳市一達通公司較早建立了網際網路一站式外貿綜合服務平臺，目前上線企業超過1萬家，2013年代理出口總額達26.5億美元。寧波市世貿通公司的上線註冊企業達5000家，今年一季度進出口額同比增長150%。

　　以供應鏈管理為核心的外貿綜合服務業是一種新型業態，雖然近年來發展迅猛，但仍存在行業歸屬不清、通關不便、退稅不暢、融資困難等問題。因此，在外貿形勢嚴峻、我國推進外貿深化改革和開放創新的大背景下，需逐步健全和完善外貿綜合服務業相關政策體系；加快出臺針對性政策措施，著力解決外貿綜合服務企業面臨的突出問題；加快推廣和複製先行先試地區的貿易便利化改革措施及經驗。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名譽會長沈覺人：

　　對外開放仍是重要國策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名譽會長沈覺人在論壇上指出，今年的對外貿易形勢是比較嚴峻的。這在年初沒有被充分估計到。

　　原因分析：1.國際經濟復蘇緩慢，市場需求不振；2.國內企業綜合成本繼續上升，給出口造成不利影響；3.去年套利貿易的不正常因素較大，形成虛假的貿易基數；4.進口需求疲軟，大宗進口商品價格下降，使1~8月進口基本沒有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5.國內的貿易便利化還在推進中。

　　沈覺人補充指出，對全年貨物對外貿易的估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等專家認為，出口增長在6%左右，如果加上進口低增長的因素，全年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就會低於6%。商務部業務單位初步估計，如果計算上套利貿易因素約2.5%，全年貿易額增長7.5%的可能性是有的。

　　當前要作出更大的努力，爭取全年對外貿易有更好的成績，決不能鬆勁。

　　當然，不能看到某個月的出口情況好一些，就認為對外貿易形勢好了，穩定了，轉暖了。還是要有客觀的、冷靜的分析。我比較擔心的是今年的進口貿易，因為沒有大的動力，進口上不去，就會拖全年對外貿易發展的後腿。

　　最近商務部對今年5月國務院《關於支援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發佈以來的新情況作了研究，認為已有很多新的進步，如貿易便利化水準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進出口環節經營性服務和收費得到了清理；出口退稅進度有了加快；企業的融資困難有所緩解；對新型貿易業態，如跨境電子商務、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等，都給予了支援。同時，出口的新訂單也有所增加。

　　要堅定調結構、促改革、保增長的決心。

　　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多次強調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和決心。希望我國下一步對外開放有更大的步伐，為國家發展和改革注入持續的動力。

　　中國社科院東亞合作與APEC研究中心秘書長沈銘輝：

　　美國推動TPP的行為邏輯

　　中國社科院東亞合作與APEC研究中心秘書長沈銘輝在論壇上指出，從戰略角度來看，無論採用雙邊方式的區域合作還是多邊方式的WTO談判，美國“競爭性自由化”的根本實質是為了維護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美國憑藉其不對稱的經濟實力，在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中，往往都能迫使對方特別是中小型經濟體全面接受美國的要求。美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圖通常並不完全是為了獲得對方的市場準入，而往往作為新規則的“孵化器”，為更大範圍的貿易談判增強貿易集團實力。另一方面，WTO層面的多邊貿易體制談判為美國企業進入全球市場，特別是以國際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新問題並約束新興挑戰者提供了手段。歷史上，伴隨著日本、歐盟經濟實力的上升，美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多次受到挑戰，美國利用不對稱實力與其進行雙邊談判的有效性迅速下降。唯有利用多邊貿易談判，美國與其他國家形成貿易集團才能更有效地平衡新興挑戰者，在迫使接受其貿易規則的同時，將開放自身國內市場準入這一貿易談判成本在全球範圍內由所有WTO成員“攤平”，而非美國一家獨自承擔。

　　沈銘輝説，具體而言，多邊貿易體系已多次成為幫助美國解決國際貿易領域的新問題，將新興挑戰者納入國際規範中的工具。例如通過肯尼迪回合，美國緩解了歐共體一體化引發的歐洲國家對美國商品的歧視性待遇。東京回合談判則制定了針對日本的反補貼和約束商品進出口的國際貿易規則，有效地應對了日本經濟崛起對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打擊。美國利用烏拉圭回合談判一方面在農産品方面對歐盟的農業補貼政策進行了約束；另一方面將更多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多邊國際體系中，並根據自身競爭力變化，將智慧財産權、服務貿易等新議題在WTO中進行推廣，並成功制定了新的國際規則。

　　進入21世紀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出現了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轉變。為此，儘管美國試圖在WTO多哈回合談判上對上述重大轉變作出反應，但是區域層面作為“墊腳石”的“開創東盟事業倡議”和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卻未在重要貿易議題上獲得突破，導致多哈回合中美國難以強推新的貿易規則。因此，美國加入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藉以形成針對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集團和談判壓力；與此同時，美國與歐盟也開始展開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談判，這將在多邊貿易體系內形成實力更為強大的發達國家貿易集團，對新興經濟體則造成更為強大的談判壓力，不僅有利於迫使上述新興經濟體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妥協，更有助於為下一輪多邊貿易談判設定規則模板。（本組稿件撰稿本報記者孫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