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世界經濟論壇與世界銀行共同舉辦的“2015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又一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王一鳴、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副司長岳修虎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他們認為，目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仍然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難點。目前還存在著阻礙城鎮化自然進行的制度障礙，最核心的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附著在戶籍上的城鄉二元福利結構。如果障礙不能打破，勞動力作為生産要素自由流動、公平享受社會福利就不能實現。

　　農民工戶籍問題如何解決？

　　李鐵指出，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3.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準，也低於每人平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60%的平均水準，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王一鳴指出：“我國現有2.69億的農民工在各類城鎮長時間居住、生活、工作，很多人工作已穩定，但不能享受具有戶籍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社會公共福利待遇，這就會造成‘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的新問題。”

　　他認為，“農民工市民化，各地情況不同，方法和步驟應該因地制宜。因為，戶籍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要分批實施、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一方面讓有條件在城市落戶的能夠落戶；另一方面不夠條件或不願意落戶的，也要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涉及自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養老、醫療，應該逐步和城市居民一樣”。

　　新型城鎮化成本如何分擔？

　　“新型城鎮化的過程會使得社會保障的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劇，融資難的問題困擾很多地方政府。”李鐵介紹，“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估算下來大概八萬到十三四萬元不等。”此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也指出，從短期來看，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從遠期來看，養老保險補貼是主要支出，其中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佔總成本的1/3左右，養老保險補貼約佔總成本的40%-50%。

　　李鐵認為，建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非常重要，政府、企業、個人共同承擔。基礎設施建設帶有公益性，一次性投入規模很大，但可惠及幾代人，當下的回報或許很低。可以根據項目的不同性質採用不同的融資方式實現融資。短期收益較好和穩定的項目，可通過公私合營PPP模式引進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對於收益很低或者完全沒有短期經濟收益的項目，還是得通過政府融資實現。

　　如何引導人口在城市間流動？

　　隨著城鎮化水準越來越高，越來越多人涌向大城市，城市的宜居性逐年下降。人口擁擠、就業困難、住房緊張、貧富兩極分化、公共衛生惡化等“城市病”日益嚴重。李鐵認為，大城市“得病”的根源，也許並不在其“大”，而在“大而不當”。按照最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人口在500萬以上的為特大城市，超過1000萬的為超大城市。現在我國特大城市有16個，佔比2%，其中有6個超大城市。儘管大城市的問題不斷涌現，然而大城市的吸引力仍然遠超中小城市。

　　李鐵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既要在數量上實現相當部分農民工身分、工作的轉化，更要在品質上實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價值觀念等與城市居民的融合。促進農民工市民化，要統籌考慮城市佈局，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避免出現“大城市病”、“貧民窟”。要調整區域發展佈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須做好迎接東部地區産業梯度轉移的準備，促進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就業。

　　在談到如何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時，岳修虎指出，城鎮化的過程要尊重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必須通過經濟分佈和城市功能的適當疏散，來引導人口疏散，而不是通過計劃或強制性措施。引導人口合理流動，根本上還是要解決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等問題。要引導人口流向中小城市，就需要進一步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縮小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使其他中小城市也有足夠的吸引力。

　　文/本報記者 裴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