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勢力插足遠東之後，在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衝擊下，東亞被迫作出轉型的回應，而日本充分利用的固有思想資源之一就是傳統的“華夷之辨”。尤其是在對中國、朝鮮的政策上，“華夷”觀念得到了空前加強。這個“華夷”的概念擯棄了衣冠禮樂的傳統內容，將它置換為“先進/落後”“文明/蒙昧”“理性/野蠻”的二元對立範式，而中國與朝鮮被徹底置於“夷”的地位。甲午戰爭的勝利，台灣、朝鮮的擴張，在華殖民利益的擴大，日俄戰爭後躋身列強的一系列成功，都讓日本的對華看法越來越囿于“華夷之辨”的狹隘見解，這就理所當然地講日本人的眼光凝視在中國的陰暗細節之上，亦對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動視而不見。無論是福澤喻吉的“中朝惡鄰”論，還是北一輝的“保衛亞洲盟主”論，其實都以日本式“華夷”觀為基調。即使直到今天，曾任外相的麻生太郎、著名右派石原慎太郎等人對中國的種種評判，仍然不脫“華夷之辨”的老路子，只不過將“華”“夷”的分野套上了所謂“民主自由”或“市民社會”的帽子。

　　吊詭的是，不管怎樣鄙視當前的中國，日本終究無法根絕其與中國古典文化的血緣關聯。在連天皇的帝號都要來自中國典籍的背景下，“神國”意識形態的建構也必須對古代中國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此際卻又對近代以降的中國加以輕蔑排斥，這個古怪的“華夷”體系便在悄然之間發生了不可遏止的分裂。這是近代日本對華觀的一個基本特徵。而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國之古，又往往來自書籍和轉述，本來缺少實際印證，分裂的傾向亦越發加劇。結果，在時間、空間的兩個維度內，日本人看到的中國都宛如碎裂鏡子折射出的景象，真實的中國便消隱得越來越遠。

　　當然，在日本人當中，頭腦清醒者也仍舊存在。日本雖然在甲午之役戰勝，學者勝海舟卻在《冰川清話》中寫道：“支那也有支那的長處，只是沒有發揮出來而已……如果以二三次戰爭的勝利而對支那以輕視的態度的話，那你就不了解支那……支那人從古時候開始就是一個發達的民族……支那政府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在日本舉國若狂的氛圍下，勝海舟的看法正如中島嶺雄所評價的“是獨一無二的，是他對傳統的中華文明、中國社會的敏銳洞察及融合的産物”。經過幾十年的風雨跌宕，又有人作出了進一步的反思。戰後曾任進步黨幹事長、厚生大臣的鶴見佑輔坦率地説：“……對自己觸動最大的，還是古代日本民族對支那的強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來全體日本人對支那無法掩飾的輕蔑態度。我們必須正視對古代支那的敬慕與對近代支那的輕蔑兩種態度之間的強烈反差，因為這是兩國國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結論是：“我曾以觀察日本的眼睛來看支那，並嘲笑過支那。如今當我以觀察世界的眼光來看，則覺得相當驚心動魂。對此，自己也深感奇怪。支那並非是日本，那是一個由截然不同的環境與人生觀構成的國度。支那對日本來説，還是一個未知的國家。很久以來，我錯誤地以為了解支那，其實並不懂得它。”不過，勝海舟與鶴見的這種態度需要獨持己見和自我檢討的高度勇氣，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社會特性，似乎註定難以得到公眾普遍的共鳴。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