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會積極參與國際商會組織，並利用國際商會這一舞臺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服務，推動中國商會走向世界，一直是20世紀初中國商會主事者的決策取向。

　　1904年5月，上海各業商幫組織將商業會議公所正式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商會組織後，美國、日本等國的商會組織相繼來華尋找商會合作，建立經濟合作。中國商會組織也在接待海外商會活動中感悟到走向世界的必要，開始邁出走向世界的步伐。

　　1914年4月，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舉行第一次全國商會代表大會，專門立案討論中美商會合作事務。第二年4月，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張弼士為團長，上海總商會會長聶雲臺為副團長的中華遊美實業團應邀出訪美國，專程前往美國參加在舊金山舉辦的“慶祝巴拿馬運河開航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即後人簡稱的“巴拿馬賽會”，拉開了中國商會走向世界的“破冰之旅”。

　　1920年6月，由美、英、法、意、比五國發起成立的“國際商會”在法國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推選法國商業部部長格萊莽岱為會長，美國人杜萊盎為秘書長。由於此前中美商會已經有過組建中美聯合商會的構想，因此成為國際商會的一個主要吸收對象。1920年下半年，杜萊盎就致函上海總商會，邀請中國商會派代表參加1921年6月在英國倫敦召開的國際商會第一次大會，並邀請中國商會加入國際商會。上海總商會將此事交給全國商會聯合會討論，但全國商會聯合會一直沒有作出反應。

　　1925年4月，全國商會聯合會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新任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的王文典提出“請將本會加入國際商會聯合會案”。他在提案中強調説：國際商會之宗旨是聯合入會各國，促進相互的經濟交往，以此團結各國商界，維護各國公共利益。我國對於國際商業競爭莫不是落後於人？世界各國幾乎不知道我們中國還有商會這一商界團體，在商戰上佔何等地位不問可知。因此，要想增進我國商界的國際間地位，保護在外的商權，應該與世界商界立於同等地位，是我們中國商界受世界商界同等地位，然後可以著著爭先。王文典再一次把中國商會走向世界的問題推到商界面前。

　　王文典生於1882年，是浙江遂安人，早年在杭州東文學堂學習，後留學日本學習染織。回國後曾參加辛亥革命，成為浙江商界義務敢死隊第一隊隊長。民國後專心投入實業，在上海、蘇州辦廠，並擔任上海總商會會董、全國國貨展覽會副會長、全國國貨提倡總會會長、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等職。1914年至1923年先後多次赴外考察商務、參加展覽，在中俄交涉中受聘為專門委員長。其後成為閻錫山的幕僚，擔任山西的商務顧問，開始從南方向北方發展，1927年，擔任中美合辦中華懋業銀行委員長兼天津分行經理，並當選為天津商會常務董事，同時受聘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華北總經理，當選為天津捲煙業同業公會主席。定居天津，直至1950年病逝。

　　王文典主張實業救國，一生效力於振興民族工商業。民國元年，在他倡導下組成了中華國貨維持會、商業聯合會，並先後被舉為國貨維持會副會長、會長；發行《國貨調查》雜誌，大力提倡國貨。1916年奉命改革稅則，創三聯單制，使國貨免受苛捐雜稅的侵擾。紅茶、瓷、棉等大宗國産品均免稅。1925年任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全國國貨提倡總會會長。1929年，王文典任京師總商會會長，提議成立商團，舉辦平民工廠，創辦京師商界體育會、北京女子家庭工藝傳習所等。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王文典帶領天津商界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國熱潮。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書聯相贈：“清言洞明理，英辯接天人。”

　　由於王文典的影響力及提案積極性，很快就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大會經過認真討論，一致贊同該提案的意見。全國商會聯合會第五次大會後，中國商會與國際商會的聯繫有所加強，並在希望國際商會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支援中國的民族獨立事業方面開始發聲。

　　1925年5月，中國商會在給國際商會的電文中稱：本會代表中華全國工商各界，懇請貴會諸君，為正義之聲援，作有益之互助。電文説：“時至今日，揆諸情理，自不能歧視我民族，酷遇我國家，則凡一切條約，及條約以外之協定、附約、聲明、換文、照會、章程等項，一屆期滿，悉應一舉而廢除之，以符人類平等原則。”

　　1925年6月，中國發生五卅慘案後，中國商會在給國際商會的另一份電文説：“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歷來熱愛和平，自開埠通商以來，誠心誠意與各國貿易。但所得到的結果，卻是不平等條約、協定稅率、侵害主權等等，均足為我國發展之障礙。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者！現在發生學生運動，純屬愛國之舉，貴會關心全球商業，對此問題亦主持正義，力維人道。”

　　從上述兩則電文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商會已承認國際商會的地位，並試圖把它作為自己反對列強侵略的國際援助力量，積極聯絡。由於種種原因，王文典的提案直到1931年才有結果，國際商會中國分會正式成立。同年5月，獲得國際商會理事會的承認，正式成為國際商會大家庭的一員。中國商會開始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