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高利貸化，是這幾年對投資、創業和企業經營利潤形成的強烈擠壓，抑實體企業和經濟正常發展，造成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周天勇近日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專訪時表示。

　　中華工商時報：此前我聽到您發表的一個觀點，認為國民經濟已經趨於高利貸化，如何來理解？

　　周天勇：一個國家，其借貸融資利潤佔GDP的比例以不應超過3%為合理。然而從近幾年的變化情況看，2010年，銀行凈利潤為7430億元，非銀行非家庭的機構，如小貸公司、信託、租賃、典當行、擔保、國企財務公司、基金髮放的債券等等，其利潤規模估計在7500億元左右，民間家庭、集資、地下錢莊等借貸利潤估計在5500億元左右，全社會總的借貸利潤為20430億元，佔當年國民生産總值的5%左右，而當年全部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框算為44560億元，佔GDP的11.15%。

　　到了2014年，情況比2010年還惡化。銀行業的凈利潤收入達到了18200億元，非銀行非家庭的借貸利潤是10600億元左右，民間借貸是18500億元左右，全社會借貸利潤47300億元，佔國民生産總值的比重已經從5%左右上升到了7.44%，與此同時，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的收入才42900億元，佔比從11.15%下降到了6.74%。全社會借貸利潤比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的利潤收入還要多4400億元。2014年非銀行和非國有實體經濟的利潤收入，比2010年的數還減少了1660億。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嚴重高利貸化了。

　　中華工商時報：對企業而言，真實的貸款負擔究竟有多大？

　　周天勇：據我了解，實體經濟貸款利息率已經非常高：銀行方面，從民營經濟的銀行融資看，大型企業的貸款利率及其他收費一般需要12%，中型企業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業在20%-25%之間。此外，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貸公司，其平均向外貸款利率高達15%-20%。第三，近年興起的網貸，在2014年一季度時，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雖然下降為16%，但仍然遠高於實業經濟的平均利潤率。第四，民間有息借出資金規模在7500億元，全國範圍看，民間借貸利率為23.5%，而借給實體企業的，在38%以上。

　　中華工商時報：的確，您所説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普遍在發生。那麼從實體經濟角度而言，融資高利貸會造成哪些具體的影響？

　　周天勇：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從寧波的百強製造業企業看，其總營收首超萬億，但其平均利潤率卻不足4%。從全國餐飲業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1月-10月，企業的利潤率較2013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準不足2.5%。許多製造和服務業企業表示，融資利率遠遠高於企業實際的利潤率，不貸款是渴死等死，去貸款是吸毒找死。

　　在現在這種倒置的情況下，無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家庭，都在想辦法用錢賺錢，國有企業用財務公司參與放貸，有些大的國有企業用財務公司賺的錢比它的實體賺的錢還多。有的私營企業乾脆把工廠賣了去放高利貸。這將進一步影響整個經濟的下行。

　　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已經嚴重干擾了中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資本無法流動到實業，而是被抽到了以錢賺錢的渠道，即使國家降息降準，錢還是跑到了銀行表外，通過信託、租賃、理財、小貸公司放高利。通過降息降準擴大到流動性中的錢又變成了高利貸，降息降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

　　中華工商時報：那麼，高利貸化的形成原因有哪些？背後究竟是什麼在起推動作用？

　　周天勇：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形成的原因在於：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銀行的高度壟斷性，資金在幾家大銀行中太集中，幾千萬買家對應著為數不多的中農建工交銀行，再通過各種服務理財信託等表內到表外環節流動，壟斷導致資金分佈和最終價格扭曲，所以中小企業，貸到的總是高利貸資金。此外，信託、租賃、國有企業財務公司、村鎮銀行、典當行、小貸公司等，都成了倒錢的機構。還有，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投資短期化、高利化、賭博化等“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餡餅”的心態，由此一些融資機構和單位允諾高利率、借新債還舊債的龐式騙局集資，開地下錢莊，也對利率的不合理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司法解釋允許民間借貸“利率可以超過法定基準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護和慫恿高利貸的不良作用。

　　中華工商時報：問題看來是比較嚴峻，那麼如何通過改革和調控解決這個問題？

　　周天勇：消除國民經濟高利貸化，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放寬中小銀行設立的數量限制，從美國3億人口，有各自獨立銀行8000家的比例看，中國應當有35000家各自獨立的銀行。考慮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水準比美國低等特殊性，未來應當發展到10000到20000家各自獨立的銀行。其中特大和大銀行，包括中型銀行的數量比例在1%-2%之間，絕大多數銀行應當是社區為創業、小企業和居民服務的小型銀行。為防止小銀行再度集中化和僅為大企業服務，限制大銀行和國有企業入股城市社區小銀行。在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上，不能再採取變通和中間等有可能出現更惡劣後果的路線，應朝著強化市場競爭方向，進一步放寬銀行設立準入、放開存款利率、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同步改革。對於地下錢莊和民間借貸，需要開正道、堵斜路，以及行政、法律和輿論引導。對於一些從事借貸的地下錢莊等，包括典當行、擔保公司等，選擇一批，予以銀行業準入，使其合法和正規化。

　　根據實業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考慮中短長期融資不同需要，銀監部門應當制定細分的指導利率和禁止性的上下限；實業平均利潤率，包括短期過橋貸款，其利率水準過高肯定會使商戶和企業破産，這種利率的貸款應當視為非法，政府和法律不保護如此高利率的投資者，對發放這樣高利率貸款的信託、租賃、小貸公司、投資公司、基金公司等等，應當予以追究。

　　總之，上述思路、方案和措施，其目的在於給整個中國融資體系和國民投資短期化，以及“一夜暴富”的社會狂熱潑冷水和降溫，形成國民經濟去高利貸化的體制和機制，降低實體經濟的借貸成本，挽救實體經濟，特別是挽救中國的製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