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如日中天”到“一地雞毛”，中國光伏産業在過去幾年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輪迴。此時，啟動國內光伏市場成為維護産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出路。2013年7月，《國務院關於促進光伏産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發佈，國內光伏市場大幕正式拉開。

　　去年是分佈式光伏全面推進的一年，國家能源局提出的年度目標是800萬千瓦。一年過去了，結果卻遠低於預期，僅完成205萬千瓦。分佈式光伏推廣究竟遇到了哪些障礙？《經濟日報》記者近日走訪了浙江、安徽等地，試圖梳理出分佈式光伏發展的癥結所在——

　　屋頂光伏 多方共贏

　　“建這樣的電站需要多少錢？”“發的電夠用麼？”

　　早上10點，浙江省海寧市林肯電梯有限公司電梯試驗塔頂已經擠滿了前來參觀的客人。這個130米高的試驗塔本來是供測試電梯和客戶觀光使用的，如今俯瞰下去，整個海寧尖山新區的分佈式屋頂電站一覽無遺，遍佈屋頂的分佈式光伏電站已經取代遠處的錢塘江，成為這裡的“明星景點”。

　　“屋頂光伏電站對我們用電企業來説真是雪中送炭。”該公司總經理李清平由衷地説，我們這裡每年6至10月都要實行高峰限電，一週有兩天不能生産，常常影響交貨期。現在電站可以自發自用，不僅有效緩解了生産的用電需求，節能降耗效益也十分顯著。“我們還和電站投資方簽訂了能源管理合同，以工業電價的9折優惠購電，公司每年100萬千瓦時電的消耗量全部可以得到滿足，用電成本每年可減少10萬元。”

　　晶科電力有限公司是林肯電梯光伏電站項目的投資方，據公司項目開發高級經理陳文強介紹，該項目覆蓋了林肯電梯的所有可利用廠房屋頂，共2萬平方米，安裝了8080塊250瓦的光伏組件，總裝機2.02兆瓦，按照目前9元/瓦的成本，共投資1800萬元。根據當地光照條件，一年可發電200萬千瓦時，使用壽命25年，靜態預計8年可以收回投資。

　　為了加快分佈式光伏推進，國家能源局先後在全國確定了30個分佈式光伏發電應用示範區。和海寧經濟開發區一樣，浙江嘉興光伏高新區也是30個示範區之一。驅車行進在高新區內，“努力創建中國光伏科技城”的廣告牌隨處可見，大部分工廠的藍色彩鋼瓦屋頂都披上了一層閃亮的光伏“新衣”。

　　嘉興福萊特集團自建的8.364兆瓦光伏分佈式發電項目，從2014年至今已經發電100多萬千瓦時。“分佈式光伏電站建設，對光伏企業來説更是一劑良藥。”集團總裁辦常務副主任苑飛説，福萊特主要産品是超白光伏玻璃，在2012年光伏寒冬中遭受了不小衝擊，而隨著國內光伏應用市場逐步啟動，內銷份額已從過去的30%攀升至50%。在幾百公里外的安徽合肥高新區，成片的廠房屋頂，正被一塊塊“小黑板”覆蓋，源源不斷地為企業生産提供電力。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該區目前唯一的光伏電站投資方。在其廠區，所有的生産線已悉數開啟，在國內光伏市場的帶動下，等待出貨的逆變器已經爆倉，擺滿了廠區主要幹道。

　　政府主導 “鋪路搭橋”

　　“園區可利用屋頂資源利用率已經達到70%。”這是過去一年，嘉興光伏高新區推廣分佈式光伏電站取得的成績。“在國內推廣分佈式光伏，誰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由於工程涉及屋頂企業、電站投資者、電力公司、相關行政機構等多方利益，建設初期困難重重。”嘉興市秀洲區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王其方介紹説。

　　在充分認識分佈式光伏電站的建設規律後，秀洲區政府提出了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規劃佈局、統一屋頂資源、統一監督管理、統一運維服務、統一政策扶持等六個抓手，並綜合電力、環保、工商等多個部門成立了分佈式光伏運營辦公室，為入駐投資商提供一站式服務。而這些所謂的嘉興經驗，在王其方看來核心就是政府主導。

　　目前分佈式光伏電站多采用屋頂建站形式，是否掌握足夠面積、承載力較好的屋頂變成了建設屋頂電站的先決條件。“哪些屋頂適合建站，如何説服屋頂業主合作，我們初到嘉興時‘兩眼一抹黑’。”中廣核太陽能（浙江）有限公司總經理杜文源告訴記者，由於光伏電站是新鮮事物，很多企業負責人缺乏認識，他們這些“外來和尚”從談屋頂就開始陷入了困境。

　　為解決這一問題，光伏高新區管委會首先對轄區內可利用屋頂逐個排查，建立可建分佈式光伏電站屋頂資源數據庫。之後通過給予屋頂業主9折電價優惠等措施，提前與屋頂業主簽訂安裝協議。最後，再由管委會作為見證方與屋頂方、項目投資方簽訂三方協議，協調集中連片的“大”屋頂與零落分散的“小”屋頂的分配，統一屋頂租賃、合同能源管理政策標準，有效避免了屋頂資源惡性競爭。

　　“管委會還引入了電站運維公司，承擔投資商和屋頂業主在建設及以後電站運營過程中，可能衍生出的新情況的協調工作，這才解決了雙方的後顧之憂。”嘉興秀洲工業園區常務副主任徐錫華説。

　　企業需要政策“定心丸”

　　在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伏電站運維中心內，工作人員反覆點擊滑鼠遠端查驗各電站的運作狀態，中心液晶屏上滾動顯示著70余家企業屋頂的發電情況。望著大螢幕上不斷跳升的數字，公司董事長張利忠卻高興不起來。

　　“去年在海寧和桐鄉建設了88兆瓦的分佈式項目，化解了公司三分之一的産能，確實對産業發展起到了較好的支撐作用，但是分佈式光伏電站的實際運營情況只能用慘澹來形容。”張利忠掰著手指給記者算了一筆細賬，浙江工業用電施行峰谷電價，峰電每度0.94元、谷電每度0.45元，公司在這個基礎上打85折售電，平均售電電費只有每度0.65元，加上國家補貼每度0.42元、省裏補貼每度0.1元，每度電總收入1.17元。

　　按照裝機1兆瓦項目測算，投資需要800萬，其中70%需要融資借款，即560萬，以銀行利息7厘算，一年利息就接近40萬，再加上每年40萬的折舊和10萬的維護管理費用，一年成本共90萬。假設發的電全部賣給企業，並且能及時回收電費，一年售電收入117萬，盈利27萬，這需要至少30年才能收回成本。

　　“作為光伏製造企業，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做好分佈式光伏，但是企業是需要生存的。不論是採取國家補助還是地方配套，只要每度電能維持在1.52元，企業就沒有壓力。如今年政策能明朗的話，我們裝機可以在去年的基礎上翻番。”張利忠説。

　　張利忠算的這筆賬還是在樂觀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而在現實中投資方還會遭遇更多價格外的尷尬。“公司去年投資6800萬元在一家企業屋頂建設了9兆瓦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預期年均電價收入674萬元，由於該企業經營狀況不好，公司長時間沒能收到電費。”杜文源坦言，企業不交電費，我們沒有權力斷電，如果在供電局代收電費方面沒有突破，電站投資者的風險很大。

　　依據各國發展光伏産業的經驗，政府補貼是前期産業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目前國家補貼政策已經明確，但是稅率問題還存在模糊之處，不少企業也擔心如果補貼需要上稅會進一步提升成本。

　　我國光伏産業曾一度過度發展，金融機構對於給光伏項目放貸一直保持極為謹慎的態度。對此，張利忠認為，銀行之所以排斥光伏就因為政策上不確定因素太多，如果以上問題都能解決，融資難的問題自然就能解決。

　　“光伏屬於典型的政策導向型産業，以目前的成本來説，如果各級政府的政策不明朗，就沒有多少企業願意冒風險進入市場。”浙江光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銷中心副總監覃建航告訴記者，“分佈式是光伏應用的必然趨勢，但是目前很多政策尚未落地，大家還在觀望。瓶頸問題一旦解決，市場就會井噴式爆發。”

　　市場化改革是治本之策

　　在杭州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裁辦主任祝東敏的帶領下，記者爬上其桐廬經濟開發區的工廠屋頂發現，與在彩鋼瓦上覆蓋一層光伏組件常規做法不同，該公司推出的光伏建築一體化屋頂（BIPV）可以直接代替廠房屋頂，3個人同時行走在上面也不會有晃動感，不僅防水強度高，而且光電轉化率與常規産品相差無幾。

　　目前，我國70%以上的企業採用彩鋼瓦屋頂，考慮到承載、漏水等多種原因，企業主大多不願安裝屋頂電站。桑尼能源光伏電力事業部總經理潘禮華指出，彩鋼瓦一般5年就需要更換，只要選在企業更新屋頂時介入，直接為其替換成BIPV，使用年限達到25年以上，屋頂企業僅需要支付小部分建設屋頂的成本。這種方式，極大調動了企業屋頂的改造積極性，也將原本不可利用的屋頂資源變廢為寶。

　　“即便如此，考慮到企業破産等問題，屋頂的確權問題還是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也影響到銀行借貸的評判標準，相關部門還是要固化屋頂權益，出具物産證等。”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曹仁賢一陣見血地説。

　　價格問題是另一個影響電站收益的核心問題。“補貼太高，大家會一哄而上，補貼太低又會讓企業難以生存，只有客觀合理的價格才能讓分佈式持久發展。”曹仁賢表示，要從根本上推動分佈式發展，還需依賴電力體制改革，將發電和用電分離，實現虛擬供電。“現在分佈式發電就近消納成為一個風險點，如果所在屋頂企業無法消納，電站投資者只能以更低的價格賣給電網。如果可以虛擬供電，就可以通過電網把電賣給距離更遠的企業，獲取更好的效益。”

　　通過政府高額補貼維繫光伏産業發展，一直飽受各方詬病，這種輸血模式也被認為不可持續。未來如何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補貼問題，才是推動産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通過幾年實踐摸索，海寧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張剛已在心中描繪出了一幅改革“路線圖”。據他透露，首先要把當地的分佈式光伏電站包裝成自願減碳項目，拿獲取的綠色收益到碳交易市場上賣錢，換取作為地方補貼基金，這樣補貼就不是固定的，會隨著碳價格變動而變動，這是市場化的關鍵一步。

　　“同時，還可以設立一個産業引導基金，由投資商和政府共同出資控股，控股投資商佔比41%、政府佔比10%，基金交給控股商管理，負責評估項目並參與投資。當投資項目成熟後，就可拿到銀行貸款，之後引導基金退出再投資其他項目，這樣就實現了‘滾動式’開發。有了這兩個東西後，財政資金就可以平穩退出，未來哪個企業碳排放多，哪個企業就來承擔補貼。”張剛補充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