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所有的學問一樣，博大精深，窮一生也難以知其一二。面對這種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説樂在其中不盡恰當，但你盡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這就是人生。"

　　從將劉易斯拐點引入中國，並首次預測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蔡昉一直在追捧與爭議中默默地做著自己的學術研究。這個頗具爭議性的學者，將自己定位為研究窮人經濟學的經濟學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公認的政府智庫，蔡昉因此常被認為是官方經濟學家。他不僅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諮詢工作，而且還曾在10年間3次走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授課。

　　蔡昉用“劉易斯拐點”敲響了中國勞動力市場供給的警鐘，同時他也樂觀地認為，在現階段的中國，如果政策正確、就業持續擴大，“劉易斯拐點”就有可能轉變為庫茲涅茨轉捩點（即收入差距的自然縮小）。

　　蔡昉也從來不否認自己的官方色彩，但他對自己的研究非常自信：“社科院研究所作為特殊的部門，為決策者服務是最合理的目標。但並不是決策者愛聽什麼我就説什麼，而是必須進行獨立研究。”

　　爭議中不爭論

　　蔡昉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在早期，他主要將精力集中在中國“三農”問題與農村發展的路徑。

　　自1998年開始，蔡昉出任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這期間，他就我國的人口、就業問題作出了長足深遠的研究。

　　2006年，我國部分地區出現“民工荒”，針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情況，蔡昉提出我國的勞動力供給正面臨“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享受了20多年“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面臨著由這種紅利即將消失帶來的發展模式轉型的結論。

　　彼時，他的這一觀點在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而今天，這一判斷正逐漸被現實論證。

　　近期，蔡昉再次豐富了這一觀點。他近來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依靠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必須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以抵消負面影響。

　　2004年7月15日，他在《求是》發表的題為《撥開經濟悲觀論的霧霾》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上述觀點。他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

　　然而，無論是帶來巨大聲譽的“劉易斯拐點”理論，還是備受輿論關注的“漸進式放開二胎”的觀點，以及《撥開經濟悲觀論的霧霾》一文，都引發了一些爭議。對於這些爭議，蔡昉一貫的態度就是“不爭論”。

　　蔡昉説：“別人同意不同意我的觀點都不太重要。我為什麼不爭論呢？其實大多數人就是聽到‘劉易斯拐點’這個詞而已，或者看到媒體的報道而已，我為此寫了若干本書。各種各樣的學術性文章，做了很多的模型，可能有些人沒有看過，所以我不爭論。”

　　社科院的“少壯派”

　　1998年擔任社科院人口所所長後，蔡昉著手對人口所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當時很多大學的人口研究所由於抓不住好的選題和缺少課題資助都被撤銷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人才流失嚴重，一度被認為是中國社科院沒有發展後勁的5個研究所之一。

　　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蔡昉用了整整4年的時間，實現了一個研究所的脫胎換骨。2003年，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被報道為社科院最具聲譽的4個研究所之一，在國內外有了廣泛的影響力。

　　做有良心的經濟學家

　　在蔡昉看來，真正的學者應該是，首先做紮實的工作，做詳細的計量分析，為自己的結論提供依據。但是做完以後要讓別人知道你的結論，也就是説要實現成果的轉化。

　　他説：“智囊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附和，也不應該是單純解釋政策，而是樹立一個研究的基本規範，然後以經濟學家的良心，按照經濟學的規範方法進行研究。至於研究結果，跟傳統的、普遍的認識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對國家有利的，我都會將其發表。”

　　蔡昉看重學問的經世致用，值得慶倖的是他一直都有機會把自己的意見呈現在決策者面前。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10年間，蔡昉3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從預測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開始，蔡昉就在尋找解決辦法，他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蔡昉提出戶籍制度改革兩條腿走路的方向，一是要盡可能地把更多的農民工納入城市戶籍；二是在戶籍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盡可能讓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務，剝離戶籍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關係。

　　蔡昉的這一方案與去年啟動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不謀而合。

　　“與有些同行不盡相同的是，我不把從事經濟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工作時把經濟研究作為職業，休息時把經濟問題的思考作為休閒。經濟學與所有的學問一樣，博大精深，窮一生也難以知其一二。面對這種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説樂在其中不盡恰當，但你盡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這就是人生。”蔡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