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可否具體闡述一下戶籍制度改革的影響？著力推進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的改革。從供給角度看，戶籍制度改革能夠穩定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從而提升勞動參與率和潛在增長率。同時，剩餘勞動力向生産率較高部門的轉移可以取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産率。這已經打了兩隻鳥，從需求角度看，還有第三隻鳥，即更加充分的就業可以改善收入分配，農民工如果獲得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沒有了後顧之憂，則可以像市民一樣消費，從而改善我國的需求結構。

　　戶籍制度改革應當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第一，把以戶籍人口為統計基礎的城市化率作為指導性規劃下發給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條件地設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到2030年前，大體上使完整意義上的(戶籍)城市化率達到70%。第二，明確區分中央和地方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中的財政責任，建議由地方政府為社會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項目中補貼部分埋單，而中央政府承擔全部各級義務教育責任，這樣也可以同時解決長期存在的義務教育在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不均衡問題。第三，對於尚未納入市民化時間表(即增量部分)的農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責任儘快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大體上，均等化的順序應依次為：基本社會保險、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會保險按順序包括工傷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中國證券報：戶籍制度改革與新型城鎮化密切相關，強調以人為核心，實質是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但各地幾乎一致認為成本太高，怎麼辦？

　　蔡昉：對於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從10萬元到30萬元，有著各種測算結果，可是，在看到成本的同時，更要看到收益。從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有利於保持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減緩工資的持續快速上漲。過去10年中，農民工工資的實際提高速度達到12%，並呈繼續攀升的趨勢。雖然一定的創造性破壞是需要的，但如果工資過快上漲導致死掉的企業太多，並傷害經濟，反而會在將來傷害就業，社會可能承受不起。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企業本來就面臨盈利壓力，工資上漲過快導致企業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應對，也不利於技術結構和産業結構升級。

　　解決企業成本上升與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之間的矛盾，應該從各項公共政策改革入手，其中特別是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推進改革意味著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和成本，而企業一方面按照市場規律逐年提高工資，同時又不會陷入“過早死”的境地。我作為研究者，出發點和著眼點是全體城鄉居民的長期生活水準改善，而這有賴於經濟健康發展和産業結構有節奏調整。

　　政府已經看到了農民工市民化的賬本，並提出了探索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政府、市民、企業、農民工都來分擔這個成本。如果我們能夠算出改革存在紅利，而這個紅利並不為地方政府全部獲得，中央政府是總體改革紅利的收取者和分配者，那麼下一步，則應當進一步明確在各級政府之間如何分擔改革成本，這樣可以把改革變得更加激勵相容。

　　中國證券報：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經出臺，其中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意味著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依然有一定的障礙，對此怎麼看？

　　蔡昉：我希望把少數特別的特大城市定義出來，比如北、上、廣，就夠了，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比較突出，可以暫時另當別論。但不要把太多的城市當做特例。如果500萬甚至10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作為戶籍制度改革的例外，就大大削弱了改革的意義和效果。其實，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已經推出，但是政策效果較差，沒有什麼人記得，因為小城鎮缺乏就業崗位，公共服務品質也較差，沒有人願意去，人們真正看重的是有發展機會的、預期能夠發展得更好的大城市。

　　中國證券報：對於下一步生育政策的調整，你有什麼建議？

　　蔡昉：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説30年後情況發生變化可以採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顯著下降，現在已經具備了改變政策的條件。建議在全國分步實施全面放開“二孩”，希望看到兩三年內這一政策能得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