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手中的錢來自全體納稅人，其花費理應面向全體納稅人。但現實中並不總是這樣。官商勾結的現象屢見不鮮。

　　最近，隨著雨潤集團創始人祝義財被司法機關調查，有記者調查發現，雨潤食品自2005年上市以來，10年累計凈利潤，竟然近半來自政府補貼。共獲得政府補貼約40.93億港元，而同期的公司凈利潤約為88.26億港元，累計補貼額佔累計凈利潤比例高達46.38%。

　　更邪門的是，雨潤食品2010年凈利潤已經超過27億港元，竟然還獲得了7億多港元的補貼。2012年更是獲得了8.87億港元的政府補貼，為歷年之最。

　　政府之所以補貼雨潤食品，自然也不是毫無來由。大約在2007年左右，由於豬肉價格下滑，加上市場風險，很多人不願意進行規模養殖，政府出於防止市場大起大落的考慮，對養豬企業實施了一系列補貼措施。雨潤食品就是從此開始得到國家資助的。但外界想像不到的是，國家出於托市的初衷，最終竟然會異化為經手官員的權力尋租和個別企業的鯨吞。據報道，雨潤食品在天津寧河的工廠，從建成到現在一天也沒開工，純粹是“圈地騙補”。

　　當然，玩貓兒膩的不僅是雨潤食品。業內人士還透露了一個真實案例：華北某地一位在當地比較有“權勢”的人物，承包了幾百畝地，然後建成豬舍，建豬舍花費約50萬元，政府補貼下來約200萬元，但是建成以後沒有進行生豬養殖，轉手租給了當地的生豬養殖戶，空手套了150萬元，接下來還可以賺租金。

　　雨潤集團獲得反常的超額補貼，是否是官商勾結舞弊所致，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證實，但據報道，就在祝義財被監視居住的差不多時間，雨潤集團總部位於南京市建鄴區的原區委書記馮亞軍、副區長王德寶皆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而建鄴區一直是外界眼中的腐敗“重災區”。

　　總之，政府拿公共財政資金補貼企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理由。補貼國有企業，往往理直氣壯，因為是國有的，所以即便不虧損，也要補貼；如果是補貼上市公司，尤其是補貼以個人股份為主的企業，此時所有制顯然難以為由，雖然仍然能找出這樣那樣的藉口，但真實的緣由往往不説也明白。

　　比如，廣東省科技廳原廳長李興華不顧眾人的反對，獨斷專行補貼一家名為“勤上廣電”的LED企業。一查，就查出他接受了該企業約3000萬元的賄賂。

　　數據顯示，廣東LED産業的三安光電、德豪潤達在地方政府支援下，2011年凈利潤增長率雙雙超過了100%，其中，政府補貼對德豪潤達的利潤貢獻率為79%，對三安光電凈利潤的貢獻率甚至高達90%。長期關注LED産業的高工LED總裁張小飛分析説：“很多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潤都只有一兩千萬，但是補貼就可以達到幾千萬、上億，對於企業來説誘惑太大。”

　　具體到廣東省科技廳，每年手握4.5億元設立LED産業發展專項資金的發放大權，無疑成為LED企業主要鑽營和公關的對象。李興華不顧眾人的反對補貼勤上廣電，理由自然不過是“促進企業發展”之類。不知道其他企業的補貼是否來源合法？事實可以互相映襯：廣東省LED企業有6000多家，但每年能夠獲得補貼的企業只有100家左右。

　　回頭再看雨潤食品現象。就在雨潤食品大吃特吃國家補貼的同時，許多小戶卻難得一絲雨露。據報道，很多小型的養殖戶以及屠宰場根本不願意去要補貼，因為為了拿到補貼給當地政府送的錢，可能最後會大於補貼，所以乾脆“不去費勁”。

　　企業大小之別，會是雨露不勻的決定因素嗎？果真如此也罷，充其量不過是偏疼偏愛、處事不公的問題。但僅至於此的可能性不大。同樣是食品行業的翹楚，如果拿雨潤與雙匯做比較，就值得品味。按説雙匯企業規模比雨潤大，但雙匯近10年獲得補貼不到10億元，而雨潤食品是40億港元。數據還顯示，2007-2009年，雙匯平均每年獲得政府補貼1000萬元左右，而雨潤這3年所獲政府補貼分別為1.23億港元、0.99億港元、4.26億港元。但願這其中的緣故，不是因為企業“孝敬”功夫的差別所致。

　　以上議論的還只是納稅人血汗錢能否不被貪腐，以及饋贈某局部群體是否能一視同仁的問題。而能否補貼企業，尚無暇顧及。事實上，如果沒有財政補貼這塊“唐僧肉”的誘惑，也就不會有行賄受賄暗箱操作的空間。政府財政資金用於補貼企業，本身就有很大的疑問。一方面公民和企業稅負沉重，另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過高，以至於沒有恰當的使用地方。用以補貼企業時，人們都注意到政府沒有一視同仁，要麼重國企輕民企，重外資輕內資。其實，與其補貼企業，莫如減輕企業稅負；政府過多干預土地、價格、資金等要素，只會影響市場的信號，弱化市場的糾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