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4月10日文章，原題：白宮與中南海應有後門通道 美國權威智庫指出，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的成敗對美國利益事關重大，美國應當有新心態和新手法與中國打交道，將對中國接觸作為頭等優先，包括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建立非正式溝通的“後門通道”(back channel)，美中元首每年至少應當有春秋兩次非正式會晤長談的機會。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日前出臺題為“橫渡激流”(Navigating choppy waters)的專題報告，從決策層的機制化角度，分析在中國快速崛起，經濟轉型面臨諸多挑戰的關鍵期，美國應當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和改革進程。這份由CSIS西蒙政經項目主席古德曼(Matthew Goodman)主持的報告指出，過去10年中國政治經濟更多元化，利益集團和對決策有影響力的角色更多、更複雜，中國經濟改革更具緊迫性和挑戰性。而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的成敗對美國事關重大。

　　經過兩年的研究，報告認為，當前中國決策者是能夠度過這個富有挑戰的轉型期的，同時通過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對經濟決策進行中央化的掌控，並運用傳統的試驗工具，鼓勵地方經濟角色，借用外來壓力，以推進全面改革的議程。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需要與中國打交道的“新心態”，因為“中國已經不再是10年前的中國”，它給美國帶來獨特的風險、挑戰和機會，未來幾十年沒有其他國家能比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安全、外交利益帶來的影響更大;中國也表明要在區域和全球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其崛起將不可避免地打亂過去70年美國在全球秩序的領導力。因此美國決策者應當投入更多時間、資源和政策頻寬，像冷戰時那樣廣泛動員美國政府力量--儘管中國不是前蘇聯，目標不是遏制，而是“見多識廣且積極主動”的對華接觸。

　　報告指出，僅僅給美國各政府部門增加一兩個會講中文的高官，或者在領導人訪問之前一年一度地動員起來是不夠的，美國決策層需要系統性地加強，其對華經濟政策要著眼于兩大目標：第一，鼓勵中國按照現行規則辦事;第二，鼓勵中國繼續改革和再平衡經濟。“穩定、增長、遵守規則的中國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

　　這份研究報告從12個方面對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的決策和運作機制提出建議：

　　1，支援中國經濟改革中與美國利益重合的部分，比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金融改革優先化，對國有企業進行更多市場約束等。支援中國體系中與美國利益一致的角色，但不要讓人覺得他們是與美國利益有明顯關聯而敗壞他們的聲譽。多以“雙贏”概念鼓勵北京改革。

　　2，當北京的政策與美國利益不一致時要挑戰之，“胡蘿蔔加大棒”的施壓是管用的。在施壓與鼓勵的過程中，華盛頓要確保發出一致的訊息，而不是像中國宣佈成立亞投行後，華盛頓表現出的那種“喜怒無常的沉默”。

　　3，確保北京在適當的政治層面與美國接觸，美方要與中國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層面多對話，而不只是與中國進行部長級對話。要重視在中國決策圈有很大權力的各種“中央工作小組”。

　　4，建立白宮與中南海之間的“後門通道”，兩國領導人一年至少要有兩次“悄悄的、非正式”對話，而不只是“插曲般”的介入。要警惕北京喜歡與“老朋友”談判，過分依靠個人作用以取得可觀的結果。

　　5，更加注意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推動與中國地方層面的接觸交往。

　　6，保持並改進“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使之更專注、更實質、更具戰略性。

　　7，將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放在雙邊議程的優先，儘管2016年到2017年能夠完成談判並得到批准尚存很大的不確定性。

　　8，追求活躍的區域和全球戰略，鼓勵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在現行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將“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作為對華經濟戰略的兩大戰略工具。華盛頓要履行承諾，進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改革，給中國更多話語權，當務之急是批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改革方案。

　　9，準備一個以經濟政策為核心的“美國總統對華戰略文件”，指導和協調美國各機構對華戰略和手法。

　　10，白宮與中國的高層接觸優先化。美國總統每年應在春秋兩次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例行峰會，這種峰會應是非正式的，以經濟為優先議題，要保持這種峰會的新鮮，避免成為例行公事。國安會應在對華接觸中起更大作用，國安顧問每年至少還應單獨再去一次北京，與中方展開“後門通道”的對話;國安會必須至少每月召集一次關於對華經濟政策的副部長級例會;增設專事對華經濟事務的國安會主任。

　　11，在內閣機構中加強中國經濟的專業性。國務院東亞局應增設專司對華經濟關係的副助理國務卿。每個經濟部門應有一位副部長負責對華經濟事務。

　　12，與國會和商界等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塑造中國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