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瞿長福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穩定家庭經營的基礎上，支援種養大戶、家庭農牧場、農民合作社、産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推進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家庭農場87.7萬家、農民合作社126.7萬家、龍頭企業12萬多家。土地流轉面積已經達到3.8億畝，佔全國耕地面積的28.8%，比2008年底提高20個百分點

　　湖南省農業機械管理局局長王羅方説，今年春耕湖南農機專業合作社經營面積又擴大了。這些年，以各種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民”牽頭的土地規模種植面積逐年增長，使“誰來種地”、“怎樣種地”等農業現實難題開始逐步化解。不過，現階段影響新農民進入、制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建設的因素還有很多，需要腳踏實地、有針對性地探索解“扣”。

　　“適度規模”既是利益保障，也是可持續平衡點

　　土地規模經營是吸引新農民的關鍵要素。湖北公安縣陸興村37歲的種植大戶嚴定軍説，他回家種地，就是看好規模效益。“沒有規模經營，我不會種地。”不過，規模經營究竟多大規模合適？是多多益善，還是因地制宜？不同地區面臨不同選擇。

　　湖南瀏陽市蘆塘村47歲的種糧大戶于繼平租了200多畝地，一年兩季，每年收入20萬元左右。他認為這一規模比較好，再多，租地難，風險大；再小，收入不划算。他算了賬，一個人種二三十畝水稻，比打工強，一個家庭農場三四口人，種200畝地，收入很靠譜。但如果沒有規模，只種幾畝承包地，就得去打工，不然難以養活自己。在江蘇、湖北等相似的水稻産區，大戶們認為合適的家庭農場規模，大抵在200畝至500畝。

　　小麥産區的規模相應大一些，但沒有統一標準。在安徽省，潛山縣農委主任余本傑説，大戶規模2000畝以內為宜；宿州市淮河農機聯合體董事長李清武説，最好在200至500畝之間；潛山縣路口村種植大戶朱明亮認為，1000畝合適。在河南、河北、黑龍江、吉林等地，儘管有幾千畝甚至更大規模的種植戶，但總體上都認可適度規模，大的2000畝即可，小的三五百畝足矣。一些地廣人稀或者一年一熟區域，規模會大一些。

　　為什麼要適度規模？湖南瀏陽市永和村烤煙合作社理事長劉福瑞看得很明白。他説，以前當地1800多戶種煙，後來減少到400多戶，如果讓合作社來種，只要四五戶就能種好，“可那是不行的，大家都要吃飯，只能適度規模”。

　　“大家都要吃飯”，話簡單，道理實在。四川廣漢市農業局總農藝師王少華説，現在多數農戶還是以土地收入為重要來源，或者以土地作為基本保障，沒地不行。而且對大戶來説，規模越大，壓力越大、風險越大。山東汶上縣泉家樂家庭農場主完顏文利租了1600畝地，租金負擔不説，管理負擔也大。剛開始雇人種地，“磨洋工”的不少。安徽宿州市葛林村修春農場主雷修春説，規模越大，越怕天災人禍，如果頭一、二年歉收，想“起水”就難了。

　　一邊是普通農戶，一邊是規模經營，怎麼辦？一些地方探索了規模經營的不同形式。江蘇的四方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搞全程託管經營，近2萬畝地，但直接流轉的才600畝。36歲的理事長仝新先説，規模化不一定非得流轉土地，託管經營有規模、不租地、風險小。四川崇州市地少人多，探索出土地股份合作社、職業經理人、社會化服務組織等3種主體，農戶不必流轉土地也能規模經營，收益還有保障。

　　“地租”以協商為主，但並非越高越好

　　土地流轉，租金怎麼定？江西南昌縣朱坊村朱上京租了本村280畝地，他直接與村民談，租金每畝350元，比周邊低。老朱説，村裏做生意的人多，不在乎這點租金。湖南瀏陽市水山村大戶顏曉明説，他按每畝500斤稻穀付租金，今年租金上漲，但高於600斤稻穀他就不租了。

　　租金有高有低，基本是協商的結果。在湖北、湖南、江西等水稻産區，每人平均面積不大，大戶與村民直接協商的多；在山東、安徽、河北等小麥産區，每人平均面積大些，通過村委會或鄉鎮協商的多，租金也通過村委會或鄉鎮專門賬戶轉給農戶。安徽宿州市埇橋區農委副主任馬剛説，這樣更規範，更保險，雙方放心。從各地來看，因為租金協商不下導致流轉“流産”的現象很少。

　　租金高低取決於當地實際。山東汶上縣完顏文利付的租金為山地700元、良田1000元。“這個租金高了點。”他説。與他相鄰的安徽宿州市大戶雷修春説，2007年每畝租金700元，“現在900元還得是現金”。四川廣漢市烏木村大戶黃明水把全村1000多畝地租了，每畝600元，有的村每畝700斤稻穀。浙江績溪縣胡村因為電商“聚划算”落地，每畝租金800元。甘肅高臺縣五一村租金350元。

　　租金從300元、500元到700元、1000元區間的比較多。小麥産區每人平均面積大，村民更在意，租金相對高一些；水稻産區除東北外每人平均面積小，租金反而低一些。此外，租金高低與種植産品、租地人身份也有關。種植蔬菜、苗木，租金高；公司租地，租金更高。安徽宿州市十里村的陳民巨開公司建農業觀光園，每畝租金1200元。

　　租金保障了農民利益，也推進了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那麼，租金是不是越高越好？湖北監利縣新紅村大戶趙又平説，他1998年租了村裏600畝湖田，2010年才掙錢。“幸好當時租金低，不然就慘了。”湖北武穴市吳文村大戶孫發旺説，租金並不是越高越好，低了村民受損，高了大戶受不了，只能搞非糧化，或者非農化，這又會推動租金走高，最後受傷害的是規模經營。

　　這話很在理。從經營來看，糧食大戶每畝純收入600元、700元的居多，高的1000元、1200元左右，低的300元左右。但由於農資成本、人工成本、機械成本和租金成本不斷上升，規模效益出現了“瓶頸”制約。江蘇洪澤縣濱河村大戶趙可寶説，一個200畝的家庭農場，年收入低於10萬元就沒有積極性了。中國農大教授何秀權認為，租金必須尊重農民意願，但並非越高越好，從長遠發展看，應有一定限制，要適度。

　　“權證”是根本保證，如何推進還得下功夫

　　土地流轉的基本前提，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安徽績溪縣農委主任周道清説，稅費改革前農民不在意承包地，“拋荒地”不少，現在土地要確權，不拿到權證還不願把地租出去了。

　　“權證”讓農民吃了定心丸，土地流轉更順暢平穩。不過，確權過程中一些普遍性問題還要實事求是地探索。湖北省正開展確權試點，監利縣農業局副局長李詩信説，從摸底看，由於歷史原因，不少家庭登記地塊比實際面積要小。比如原來是6畝，實際是8畝甚至更大，有的開墾“四荒地”面積不小。還有，確權後增人、減人要不要調地？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山東汶上縣唐莊村已完成確權頒證，37歲的村黨支部書記王立濤説，村裏按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基本沒有矛盾。對各家多出來的三五分地，是誰的登記給誰；對開荒多出來的地，使用權歸開荒人，所有權歸村集體，平時開荒人自己使用，但如果把地流轉出去，流轉費用就要歸村集體。唐莊村以前村集體機動地50畝，確權頒證後，機動地增加到65畝。在其他地方，有的經村民同意，開荒多出來的地按一定比例給原承包戶，剩餘部分作為村集體機動地，或者作為新增人口分配數量。

　　安徽潛山縣大戶朱明亮説，村裏有一塊上千畝的地，土地整理後原來的田埂沒了，他整體租下來，只能給村民確權確地，但不能確定原來的土地“四至”，村民都認可。總體上，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前提下，各地既有大體相似的做法，也有“一村一策”的做法。不過，江西安義縣觀察村京能水稻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熊北林認為，土地確權是大事，對一些普遍性問題，要有相應的指導性意見，防止走偏。

　　農業部經管司司長張紅宇説，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從2009年開始試點，選了8個村，2010年、2011年、2012年試點50個縣，2013年105個縣，2014年安徽、山東和四川三地整省試點，2015年擴大湖南、湖北、江西等9省整省試點和其他省份部分地區試點，迄今有1988個縣開展確權頒證。“逐步試點，就是要按照保持穩定、依法規範、民主協商、因地制宜的原則，首先保證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