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楊丹丹

　　當土地流轉費越來越接近“天花板”，而種糧農民的收益空間卻沒有相對提升時，種糧大戶有怎樣的反應？政府又是如何思考和解決這個普遍存在的難題的？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在農業大省安徽開展了調查。

　　把“雞蛋”放到多個籃子

　　地處皖東地區的滁州市自古以來就是安徽的一大“糧倉”。當地農民王守明自2010年起開始流轉土地種糧。“那時候的流轉價格有兩種成交方式。一種是交糧，每畝地交450~500斤稻穀；一種是交錢，每畝地600塊錢左右。每三到五年以一定比例上漲流轉費。2013年起，我流轉的土地租賃費漲到了550斤稻穀/畝地。”王守明説。一方面是土地流轉費用的上漲，一方面是生産資料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這讓王守明感受到了明顯的壓力。

　　由於流轉達到了近萬畝面積，王守明坦言自己享受到了一定的農業補貼項目。“但普通種糧大戶基本很難享受到項目補貼，能拿到手的種糧補貼只有每畝10元的良種補貼、每畝10元的種糧大戶補貼，以及這兩年新增加的每畝地20元的秸稈禁燒補貼。”王守明告訴記者，2012年，當地政府對流轉進行政策補貼，他享受到了每畝地100元的補助。但那只是一次性補助。對於每年都要“雷打不動”支付的土地流轉費而言，這些補貼都只是“杯水車薪”。

　　面對日漸增高的成本和無法預計的自然風險，即便是王守明這樣的種糧大戶也依然感到危機四伏，必須“突圍”。“從單純種糧開始轉型，搞了一部分試驗田種植設施葡萄。如果市場前景不錯，就把葡萄面積逐漸增大。”王守明介紹説，另一方面，自己還在著手農業社會化服務開發和銷售公司。這樣把“雞蛋”放到多個籃子裏，可以降低種糧的風險。

　　種糧要種出“高價糧”

　　“我們這邊的流轉價格已經達到了每畝地1000斤小麥，在安徽省算比較高的。”皖北太和農民徐淙祥流轉了萬畝田地從事小麥種植。雖然流轉費用不菲，但對於老徐來講不算難題。“一是我懂技術，能種出高産田；二是我種的是種糧，市場價格高。三是我用的都是農業大機械，用工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我的種田利潤還是不錯的。”

　　來自皖西六安的種糧大戶張李桃是一位現代職業農民。“種糧這些年來，流轉費幾乎年年在漲。現在六安地區已經漲到每畝700斤稻穀的流轉費用。但是我們也不斷通過提高技術、找穩市場等手段來減本增效。”張李桃説，當初自己拋棄都市白領生活回安徽種糧，就已經做好充分的市場風險評估。現在他已經在尋找未來農業發展的新機遇。一方面通過自己種植示範帶動，另一方面通過與下游糧食加工企業的合作幫助更多的種糧大戶賣糧食。再建立種糧大戶檔案，推銷農業社會化服務。

　　半途而廢尋常見

　　與這些有經驗的現代農業經營主體相比，傳統的種糧大戶對於土地流轉費的上漲顯得相對擔憂。“我十年前種糧，流轉費才一畝地100多元，現在已經漲到了每畝地500多元了。這樣下去，效益越來越低。我就準備退休了。”地處皖中合肥市肥西縣的種糧大戶葛義學説，這些年來，因為地區差異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外地人跑到他們當地流轉土地，無疑加大了成本競爭。由於競爭激烈，使得很多種糧大戶不敢在基礎設施方面過多投入，生怕打了“水漂”。其實從長久來看並不利於糧食生産。

　　隨著農業投資熱潮的到來，流轉土地頻繁易主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一些政府部門為了保障市場波動情況下農民利益不受損，出臺了不少應對舉措。比如在安徽省會合肥，當地農委就出臺了防範土地流轉風險需要提前打保證金制度。然而對於農業經營主體的風險防範和補償機制卻鮮有提及。

　　讓市場自己“做主”

　　“我們縣雖然是糧食大縣，但沒有出臺針對種糧主體的直接獎補政策。考慮到種糧主體的承受能力與日俱增，廬江縣通過對社會化服務組織的獎補、對種植業保險的提標擴面等其他環節的補貼以達到對種糧大戶的保障。”廬江縣種植業局局長鄧本宜告訴記者，雖然通過間接補貼的形式不能解決全部的問題，但畢竟對種糧主體有益處。

　　“這實際上是農民土地收益保障和農業經營成本日益提高之間的矛盾。我個人認為政府只能有序引導，讓市場定價，對於過高部分予以平抑。通過其他途徑對農業經營主體在貸款、保險等融資方面予以幫助支援，以平穩矛盾關係。”安徽省種植業局副局長黃秋雲介紹説。

　　“初期，政府可能會干預和指導，但隨著競爭，必須要逐漸退出干預市場的機制。我們目前正在抓的兩件事其實正是解決這個難題的有效辦法。一是通過技術普及指導，提高單産效益。二是抓好職業農民培訓，提高經營主體的經營管理能力。通過這‘兩手抓’，讓更多的農業經營主體科學種植、經營管理的本領增強，在實際種田中減本增效，擺脫‘天花板’的困擾。”安徽省農委副主任王華表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