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二戰結束以後，美歐等戰勝國主導設立了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這個體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兩個國際金融機構。這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根據當時的安排，世界銀行的宗旨實際上是支援一些弱小貧窮的國家，為他們脫貧致富提供一些貸款支援，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提供一個必要的援助。實際上，這兩個很重要的機制，到後來卻愈發演變成發達國家維護霸權的工具。

　　比如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時候，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拉美國家和亞洲國家真的需要救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方面對於援助實施差別對待，援助金額比較隨意;另一方面對於很多國家的援助貸款都附加了很多苛刻的條件。比如在要求亞洲國家在接受援助時，實施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同時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讓一些受援國的經濟復蘇格外緩慢。

　　更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於1966年建立的亞洲開發銀行(其中日本與美國為第一大股東)在實際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遠遠低於這些國家的實際需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國際上對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聲音此起彼伏，但截至目前，步履維艱。美國在世行的投票權重高達15.85%，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重仍高達17.7%，在兩個機構均獨佔超過15%否決比例的“一票否決權”。這兩個機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深刻體現了美國的利益意志。而專門針對亞洲開發的亞洲開發銀行中，日本和美國同為最大股東，擁有12.78%的投票權。

　　這實際上表明，這些國際多邊金融機構都存在壟斷機制，被發達國家所左右，援助資金想給誰就給誰。

　　由中國主導，聯合亞洲多個發展中國家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實際上在幫助亞洲發展中國家方面提供了兩種機制。

　　一個是就是競爭機制，在亞洲建立與亞開行、世界銀行的一個競爭機制，這個機制是市場機制的認同者必須尊重的機制，我們完全有理由旗幟鮮明地反對壟斷。我們是通過競爭，讓發展中國家獲得成本更低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使亞洲落後國家切實地獲得幫助，切實改善其基礎設施條件，並推動第二次“亞洲經濟奇跡”，這不僅是對亞洲，更是對全世界的經濟貢獻。“要致富，先修路”，這是中國經濟實踐告訴我們的經驗，我們把它帶給亞洲其他國家，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

　　這次我們定位為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恰好整個亞洲的很多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亞洲2010-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所以，中國的亞投行倡議，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絕佳的生意機會，如果不是政治傾向問題，他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但亞開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透露，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目前每年能夠給亞洲的資金大概只有2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數額也僅為這些資金的40%-50%。儘管杯水車薪，但做總比不做好。

　　第二個機制就是把中國在國際援助方向的文化理念帶給世界。因為中國平崛起了，很多亞洲國家實際對中國是否真能做到“和平崛起”充滿憂慮。但是，通過這樣一種機制，實際可以明確告訴世界、尤其是亞洲周邊國家:中國不會欺負人。不僅不會欺負人，而且中國願意和大家分享中國“崛起”的經濟成果。

　　我認為，中國主導成立亞投行，也是傳達一種合作理念，而不帶有任何政治訴求，更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擴張的訴求。中國在整個國際戰略中，時刻都在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基本理念。世界上要有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類國際金融機構開展競爭的其他金融組織，讓發展中國家得到實在的幫助和廉價的資本。

　　亞投行，實際上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發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參與的國際多邊金融合作機構。相比之前的金磚更近了一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更了解發展中國家需要什麼。同時，也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這裡有一個平等對話的機制。

　　(作者鈕文新係CCTV證券資訊頻道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