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是在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的基礎上，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提出的任務、目標和具體措施，必將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産生深遠影響。

　　“胡煥庸線”所揭示的能源環境國情

　　在基本國情層面，上世紀30年代已經有胡煥庸教授在研究中發現，把黑龍江璦琿和雲南騰衝兩點連在一起以後，這條直線的兩邊，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二者之間人口密度之比高達42.6：1。

　　以2010年前後的數據與胡教授當年的數據作一比較，會發現這個比重的變化很小。“胡煥庸線”作為主軸，不僅劃分出極為懸殊的人口密度，同時也可帶來一個基本資源耗費形成的環境壓力也在單位面積上的壓強概念。

　　同時，我國近幾十年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經濟高速發展帶有明顯的外延型、粗放型特徵，進一步提升了我國資源環境方面壓力、壓強實際挑戰的嚴峻性。

　　此外，還有第三重疊加，即中國自然資源稟賦決定的“以煤為主”的基礎能源格局，而煤炭作為資源能源客觀地帶來的很高的環境負擔、污染壓力是有目共睹的。

　　這種“半壁壓強型”基礎上的“三重疊加”，就是我國要保持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所面對挑戰的特殊性基本國情。因此，我們應對的戰略、策略也需有獨特針對性，即要以非常之策，破非常之局。

　　認清國情基礎上的“供給管理”通盤應對

　　“問題導向”引出的我國供給側挑戰就是，面對基本國情，排除一些不可選擇的因素，比如自然稟賦因素，我們必須更多考慮應怎樣側重可選擇性，側重快變數，側重供給端，通盤地形成有效應對我國資源環境挑戰的能源戰略策略。

　　雖説治理像霧霾這樣的環境危機顯然不能排除行政手段，但是如以行政手段為主一再強調關停並轉，其發揮效應解決問題的範圍是相當有限的。另外一種思路是特別強調法律應當嚴格起來，給出以法律為依據的準入條件。以法律手段為主，淘汰落後産能，聽著在理，但這也要一對一地去做甄別判斷和具體操作，實際上也會回歸到大量的行政操作狀態，産生一系列的負作用。

　　所以，面對我國環境問題的現實挑戰，我們必須回歸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個基點上。使經濟手段發揮作用，就是讓利益關係引導和促使我們所有的市場主體都千方百計地節能降耗，在産業鏈上的傳導過程中，讓比價關係和價格形成機制發揮充分作用，從而可以在企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一步步推進中國經濟“升級版”，抑制和化解霧霾為代表的環境危機因素。

　　所謂“供給管理”，就是要有針對性地掌握好一系列由供給端發力的、難度比需求管理更高得多的“區別對待”和機制創新，最後實現後來居上的現代化趕超。比如，資源開發、能源結構優化需要中央政府通盤優化、頂層設計的供給，同時，要通過全面配套改革的實質性推進，把節能降耗、低碳技術發展和相關的有效制度供給合在一起，在創新升級方面走出實際的步伐。

　　這就意味著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需要以經濟手段為主與市場相容對接，通過可持續的利益動機，讓所有社會主體、企業和居民一起來“內生地”推進節能降耗和總體的“升級版”打造。這些經濟手段當然包括環境稅收等機制，同時還應抓緊推進破解行政壟斷和消除過度壟斷因素的改革任務，建立合理的政策融資性機制。（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